明代初期显现过一番社会前进的生机。元代的统治虽被推翻，但市舶制度仍然保存下来。明太祖在直隶州黄渡镇（今上海嘉定黄渡镇）首先建置市舶司。因为直隶州地近京师（南京），在此建舶，有利于朝廷直接监管。后来又在浙江、福建三港建置三舶司。封建耆老们说，海疆不清，近畿沿海不宜置舶开港，故又撤销闽浙市舶。明市舶的编制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下属吏目二人，驿丞（外宾招待所官员）一人。

明成祖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头脑里的地域和经济知识，比大多数的封建君主高明一些。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就下令“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他亲自派出的郑和船队，就是在福建泉州口岸停泊和启航。市舶制度在明成祖时期又闪烁了最后的一束火花。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昏庸一生。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欧洲殖民先驱正在东来，而中国的皇帝却下令关闭浙闽广三大舶司。由于闭关既不能达到清宁海疆，而且又坐失经济巨利，廷臣们争执不休，市舶几罢几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再度定市舶于福建、广东二省。明代市舶几废几起的史实，说明了明代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它的统治者已经没有像唐代那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信心。

明代市舶似无“则法”可举，只凭朝廷之命行事，遇事申报裁夺而定。市舶管理也较前代混乱，既建市舶太监府，又置市舶提举司，凡有市舶之处必建外宾馆。例如福建市舶体制：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设市舶提举司在沃桥；造迎宾馆柔远驿于河口。“张官置吏，宏规伟瞻”，但这种封建官僚机构濒于气息奄奄，已经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了。

由于明朝统治者执行传统的天朝大国的政策，只图虚名而失其实，明初采取厚赏贡舶的政策，贡舶之利高达几十倍。贡舶载物都给予最优厚的回偿，跟随贡舶一起来的商船称为附舶，也可以免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这是经济法则。朝贡贸易成为明代市舶的一大特点，颟顸的明代朝廷完全不懂经济，把贡舶和市舶搅在一起，完全把封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活动混淆了起来。明代市舶的政策是：“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矣。”（《续文献通考》）就是说，明代的互市是以入贡为前提，这种肥水外流的愚蠢政策，只代表了封建士大夫的虚荣心理而已。明代的市舶政策完全偏重于封建政治而轻经济效果，这与宋元两代讲究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www.daowen.com)

既然朝贡贸易有利于国外，日本、安南、高丽等国，便竞相派遣贡舶，尤其日本商人和地方政权纷纷托故“来贡”，以致出现贡舶不绝，市舶也疲于应付，朝廷只得实行贡舶贸易的勘合制度。如限定琉球二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三年一贡，日本贡舶最多，但限定最严，十年一贡。这种配额性质的堪合制度是不现实的，它既是明代市舶政策的恶果，又是统治者管理无能的表现。

市舶司原是身兼海关和外贸双重职能的政府机构，明代更加倾重于作为政府衙门的职能进行活动。外贸的职能渐由牙行所取代，虽然宋元时期已有“舶牙人”，但主要还是作为私商间的代理关系，而到了明代却是“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这种官牙行是中国市舶制度没落时期的衍生物，这种半官商的牙行，以后又完全演变为官商牙行。清代虽然废除了市舶制度，但仍然继承明代“官设牙行”的传统，演变成了鸦片战争以前十三行为代表的封建行商制度。总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的市舶体制已不能适应历史的需要，但又不像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允许民间海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历来以管卡为重，唯恐民有不轨，但是生意又要做，于是官设的行商制度出现了。

长达千年的市舶制度，经历了唐宋元明的发展演变过程，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它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历代主权的标志，也是善商的传统。当然，市舶制度也仅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秉命于中央朝廷，核心是统制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