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一中国后，即在各主要口岸建置市舶。南宋时，中国的贸易中心一度转到福建省的泉州，因此元初首先在泉州设置市舶，以后又在广州、杭州、庆元、温州、澉浦（今浙江海盐县）、上海等口岸建立舶司，七个舶司全在江南。

元代首先在泉州建置市舶司，是历史因素的继续，从经济上说，南宋以来泉州口岸地位上升；在政治上，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泉州市舶提举官华籍阿拉伯人蒲寿庚的拥护和支持。

元代市舶体系实为宋代的延续，税制仿自宋代“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次”（《续文献通考》）。元代统治者原为蒙古贵族，战马驰骋草原，根本不知海市之利，市舶之宜。但入主中原后能接受臣下建议，发展海外贸易，并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敕由宋朝降臣留梦炎、李俙贤等制订元代“市舶司则法”二十二条。留梦炎原是南宋末科状元，熟悉南宋法规典章，故元代《市舶司则法》“大抵皆因宋旧制”，就是以宋代《市舶法》为蓝本。

元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比南宋更为条理。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大致要把住如下几关：

（1）禁止官员营私舞弊。虽然很难做到，但有明文申禁，也算不易了。首先禁止市舶司官员“勒令舶商计梢带钱下番”，即不准托商民带钱到外国去买进口货物，也不允许舶司官员在查验外商货物时，有意估低货价而自行折卖，以谋私利。

（2）国家“出外使臣并大小官吏”从海外公干归来，或官本船海上贸易归来，一抵口岸，即须向市舶司申报，同样“抽分纳官”（交纳进口税），如有隐匿，按漏舶（走私）论罪。

（3）商舶出海，一律凭“公据”和“公凭”为准。商舶申请公据，出海的辅助性船舶则领取公凭。商舶出海往何国经商，必须如实申报，不得报东往西；如因风雨所迫，停泊其他国家，也须有证明。商舶返国，也只能回原签证的市舶司所在地交纳进口税。如有谎报、诈妄，予以没收。

（4）船主申请出海贸易的公据、公凭时，要有舶牙人担保。所谓“舶牙人”就是古代的报关运输行商。申请时要具明船主、纲首（货主）、直库（货舱管理人）、梢工（海员）、杂事（杂工）、都领（大副）等的人数和姓名，以及船体吨位、帆樯几桅和高度。市舶司凭验证予以放行出海或允其返港卸货，舶司派官员登舶查验。

（5）中外商舶一概凭公据、公凭出进港口，如因海上风暴等灾害而失落，必须向舶司申报、核实后，方可销号。

（6）对无证出海贸易的商舶人员，要予“告捕治罪，货物没官”。(www.daowen.com)

（7）为防海盗，允许舶商出海时，带有一定的刀剑弓箭和铜锣等作为自卫之用，但船抵口岸，必须将这些武器交给寄舶处舶司代管，发舶时再予发还。

（8）进出口货物必须详报，如有隐匿货物的，以漏舶法治罪。

（9）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不准作为商品出海。金银是贵金属，历为蒙古贵族所珍视；铜钱因元朝不铸造，通用前朝铜钱，国内已有钱荒之感，故不准外流。铁货可改兵器，作为军事物资不准出口。男女人口更是主权国家所不允许购买的。

（10）出洋下番的人员，如不再回国，而住居目的地者，应在申请公据内开明：某人住番和原因。可见中国人出国，历代都是很严的。

（11）元代七处舶司每年抽解和博易来的货物，除贵重禁榷物品一定要送解京师外，其他货物可集中到泉州、杭州国家库藏。

（12）优待舶商，水手。所在州县应免除这些人的差役。元代把这些人看作是国家的课办人员，作为国家公干看待并优恤其家小。

宋元两代市舶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元代较宋更为放宽，但管理细则，也较宋完善。例如：宋对进口货物有禁榷专卖制度，而元代只有抽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员，可以免除科差，家属也可“沾益”，这是宋代所没有的优惠政策。元代市舶法则的形成，是我国海外贸易管理法律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些条例的改进和增删，似乎能说明元较宋的市舶制度继续有新的发展。

事实上，在元“市舶法则”中体现的仅仅是对贵族经商的认可，而对抽解及防治避税则是“市舶法则”的重点所在。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元统治者，并不懂得市舶制度的真正意义和实质，初期仅把它作为可以利用的海上扩张工具。从至元二十三年到至治三年（1286—1323年），元朝更推出了“官本船”贸易制度，即官府出本给船，选人入番博易，政府征税。“官本船”制度推行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代表了元时期市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实际上是元朝贵族、官僚集团以权力介入海外贸易领域，分割海外贸易利润。在推行官本船的同时，元统治者多次禁海，禁止民间商人的海上活动，即把唐宋以来活泼生动的自由贸易改变成官方垄断的“官本船”贸易。虽然它从投入资金和发展规模来说都比宋朝显得更大，但这是在重商名义下与民争利的典型表现，“官本船”贸易最终暴露出官僚集团哄抬蕃货、压低中国物品价格，爆发横行诸多弊端。“官本船”制度是对唐宋以来发展的市舶贸易制度的反动，从自由贸易的精神上说是历史的倒退。“官本船”制下的禁海政策，自然也激起了民间不同形式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