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张掖（甘肃张掖）是河西走廊上中国与西域商人贸易最重要的口岸。隋王朝专派民部侍郎裴矩进驻张掖，主持与西方商业交通事宜。大业元年（605年），裴矩赴任，设法招引数十个国家的蕃商来华贸易，并在与西域外商交往中博采异闻，写成了《西域图记》三卷，记载了与隋交往的四十四国状况。在裴矩的建议下，大业六年（610年）正月，隋王朝举办了为时一个月的大型外贸互市活动。以洛阳东市为交易中心，广邀外商使节，免费提供膳宿。市场上珍货广积，百物杂陈，并以百戏演奏助兴。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政府对国际交往和对外贸易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当时的长安、洛阳、凉州（武威）、敦煌，号称四大贸易城市，长安更是东方最大的国际性都市，人口约二百万，常住的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经常有几千人，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管理互市和接待外国使者。除使节往还外，唐以丝绸、瓷器等沿“丝绸之路”和西方各国交换珠宝、香药、工艺品。唐政府在西域广大地区设立系统的军政机构，即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治所分设于今新疆的库车、奇台）管理和保护丝绸贸易，并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提供使者、商人食宿的驿馆，在西北边境陆路各州郡设置互市管理机构“交市监”（632年更名互市监，684—685年更名通市监，后仍称互市监）。

唐代关的任务是“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防范坏人）正禁（制止坏事）者也”。人员货物出入境均须经过批准，“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堪之”。“过所”就是通行证，由唐代中央的刑部司门管理发给。唐律对偷渡关津等违制行为有严厉处罚的规定，但为鼓励中外交往，方便合法进出，唐政府同时规定“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讥”。要求各关做到：“检查有方，行旅无壅。”对于故意刁难客商军旅的关津官吏，唐律规定要受笞杖的刑法。(www.daowen.com)

唐代严格控制重点物资的出口，唐律规定凡禁止出口的货物不得过关。《唐律疏议》称：“依关市令，锦绫、罗胡、绸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铜、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如果私与外人交易要处徒刑，特别是兵器，严禁私相交易，违者处死刑。虽然制度相当周密，但实际仍有走漏。如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就记载，唐政府“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私）出”，而实际上仍有桑蚕种藏匿私度关卡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一七四记载有一名裴伷先的商人，在武则天时“徙北庭（指北庭都护府，再今新疆北部），货殖五年，致资材数千万”。这大概和唐代鼓励外贸宽待外商的政策有关。但安史之乱后，朝政腐败，关吏暴虐，原有制度日益遭到破坏，加上吐蕃的强大，唐代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8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扩张，中西商贸深受侵扰。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所败，西域丝绸古道从此大体阻绝而衰落。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心逐渐南移，海上运输不断发展，对海关进出口的管理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