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树属于亚热带植物，适宜在气候温暖、湿润且土地肥沃的地区生长。因受到自然条件尤其是气温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中国茶叶生产主要限于秦岭、淮河以南的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中国具有栽培茶树和以茶作为饮料的悠久历史。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的事情。有唐一代，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标志着出现了茶学；经销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同时饮茶风尚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茶叶开始销边，形成茶马互市。

宋代中原地区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尤其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把茶叶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条件，宋王朝需要从周边地区进口大量的军马，而少数民族地区恰是战马资源的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在此条件下，宋代茶马贸易兴起。当时没有实现统一的宋政府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其政治上“羁縻诸蕃”的目的，逐步建立以官营茶马贸易为主的茶马贸易体制，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本来是一种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但是由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及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羁縻的需要，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实际上远远超过经济范畴，从某种意义上，其政治目的较经济目的更加明确；或者说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首先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它并没有完全遵循经济规律。

为了在政治上体现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体及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统治，明代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还将茶马互市变成“差发”，即将西北等地少数民族纳贡的马匹，酬以茶叶，以达到羁縻的目的，具有控制少数民族的浓厚政治色彩。明朝历代皇帝关切“茶马互市”，多次有明确指示。(www.daowen.com)

明永乐帝为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西域之使岁岁不绝”，派遣使臣主动前去哈密等西域地区，宣布“许以马入中国市易”。永乐帝还对兵部大臣说，河州、洮州和西宁诸茶马司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时，本来用上等的茶叶，因为“朝廷本推诚抚纳远人”。当后来实际的执行者营私舞弊，多以质量低劣的茶叶进行交易，明显带有商业欺诈之嫌时，永乐帝强调要“榜谕边地官民以朝廷怀远之意，今后马至，必与好茶”，如果依然有以次充好的商业欺诈行径，则有巡案检察御史对其绳之以法，并向中央政府上报有关情况。宣德元年（1426年）六月，明宣宗敕甘肃总督说，近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用羊、马等牲畜进行互市，必须要求部下给予合理的价格，绝不允许“抑买”，如果违反规定压低马价，要将其绳之以法。为什么中央政府在民族交往时一再强调不能压价或者将茶叶以次充好呢？还是宣宗皇帝自己说的最清楚：“财者人之心，若亏其值，则阻向慕之意。”明嘉靖帝说，“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寔所以系蕃人归向之心”，可谓一语中的。明黄输在《双槐岁抄》中如此评论政府的以茶易马政策：“惟是牧之于民者，宜仿监苑之法，择水草之地，立厩庌之所，顺游息之性，定为牧式，教以降虏。尤必宽其追陪，以候蕃息，民其或少纾乎？”

对历史上茶马互市颇有研究的杨一清深刻指出，茶马互市的实行对明王朝和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双赢的事：“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我体既尊，彼欲亦遂。”（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日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就是说茶马互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且是为了维护中原王朝的权威，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收益，而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则经济方面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考虑。

明代茶马贸易却走向了极端官营垄断，该时期茶马贸易“仅仅是明政府与居住在河、潢、洮、岷一带与川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之间的贸易活动”。虽然明时期茶马互市主要由官府直接组织和经营，但随着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民间互市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不断对官商构成侵蚀，逐渐成为民族贸易的主体。清政府为了控制“沿边贸易”，达到“收制御羌戎之效”战略意图，设“官歇家”取代了“茶马司”的贸易垄断职能，在特殊紧要时期，歇家不仅要替政府稽查走私，而且还要主动断绝蕃民赖以生存的商品交易，如茶、粮等，迫使蕃民按政府意图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