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岭南地区的南越政权未归附之前，汉王朝曾在对南越国（今广东、广西一带，又名南粤，古越族一支，以赵佗为王）的贸易中设置过关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汉文帝即位后恢复和睦政策，武帝时废除汉越贸易的所有禁令，自此，汉与夷越各族间的关市贸易顺利发展。所以《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便提到：“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派娄敬与北方的匈奴国结兄弟之约，和亲、通关市，开始了两汉王朝最重要、最长久、也是最敏感的政治外贸。世居大漠南北的匈奴，经济远比汉族落后，非常喜好汉朝的“缯絮食物”与金银钱币。汉朝意识到通关市可以作为羁縻之策，同时可以得到匈奴的牲口、皮革、羊毛等物资。故而文帝、景帝均对关市予以鼓励。汉武帝即位初，也实行厚遇关市的优惠政策，后因匈奴长期攻扰北方郡县，破坏生产，遂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然而双方虽交战多年，因匈奴仍然喜爱关市，汉王朝也就此充分发挥关市“和战相济”的特殊作用。《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奢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至昭帝、宣帝时，汉匈贸易已获安定祥和的外部环境。

自张骞出使西域和乐浪、永昌商道的开通，西汉与西域、东北、西南各民族的关市贸易日渐兴盛。敦煌作为汉与西域杂胡的交市一直很繁盛；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是西汉与羌氐进行贸易之地；上谷宁城（今河北、辽宁交界处）是西汉与乌桓固定开放的“胡市”之地，每次前来交易的商贾牛车达千余辆。

东汉时，鲜卑据匈奴故地而强大，多次入寇杀掠，与汉和战不定，但非常需要汉朝的精金良铁、纤帛等物，东汉政府遂在宁城筑南北两部质馆，以通胡市；姑臧（今甘肃武威）因是东汉与羌胡“合市”的中心，而有“富邑”之称。

汉代的关市一般设在边境关门之下，周围有堑沟，四周有门，是一种规范管理的市集。关市交易活动由边关官吏组织进行，以官营垄断为主要形式。这是因为，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必须以国家为组织的形式，以服从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国策为目的而进行。每个关市开放的时间、地点、交易物品的种类等，均有各边关规定而实行。每值开市，中国官吏及官府特许的商人凭通行证“符”“传”到达边境关门，在关市与外族客商会合交易。(www.daowen.com)

关市主管关吏为关都尉，官秩为比二千石，其职责除率兵巡边、受领外来降者外，还要守护关卡，掌收出入关门之税并稽查行人。关都尉下设候官、候长、燧长等属官，分别负责候、燧分支关卡的管理职责。关都尉、候、燧等属下各有一定数量的士卒，卒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具体执行检查“符”、“传”，禁限货物，参与交易等多项职能。如玉门关都尉下设四候十五燧，共设官员吏属50余人，士卒数百人，足可印证汉朝关都尉兼具的军事、经济双重功能，且有一定的权力。关都尉执法很严，汉代许多著名的酷吏曾担任过此职。武帝时有一个名叫宁成的关都尉，因凶狠残暴被载入《史记·酷吏列传》，时人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汉代的关市反映了两汉时期繁盛的民族贸易，其中边关官吏直接管理并参与贸易是汉王朝的一大创举，此后，历代中原执政王朝对之高度重视，循而不革。史称“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欤！爰自汉初，始斯建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互市》）。

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时间，政治动荡，战乱频仍，各方割据，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民族间互市也受到影响。正如著名史学家李剑农所言：商业活动的区域，遂亦长期在割据之中，商品之交换，因之大受限制；有时或不可能；有时或迫于需要之故，容许互市，而互市之场所，亦不能不大受限制。昔日之所谓互市，大都皆在国境之边缘；国土割裂，国境内之水、陆要冲，多化为割据势力之边境，昔日对外受限制之互市场制，亦随之移入国境以内，开放禁闭，至不一定。如东晋以后，淮河成为南北疆界，南朝指定的互市地点主要为寿春（今安徽寿县）和襄阳（今湖北襄樊）。各互市场所均由所在地政权设置市令（战国称市吏，汉至唐改此称，掌都城、州县特定商业区管理市场之责）、津令（设在渡口的关门之官吏）实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