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绵延至清中期，华夏族国家发展成北至大漠、西至高原、东至大海，南至南沙，广袤2 20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帝国。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的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强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宗藩体制从西周至清末，一直具有多重性特征，如同心圆般层层向外延伸而又紧密相连。其核心层是中央和地方的朝贡关系，主要通过地方向中央交纳朝贡来体现，中间层是中央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关系，最外层是中外朝贡关系（明清时期又分为中国与属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互市国家的关系）。如以清中期时的中国为标准年代，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划分成三个圈层地带：中国化地带、内陆亚洲地带和外围地带。其中最核心层是中央王朝地区，其外为内藩地区，再外为外蕃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王朝中央地区和内藩及外蕃之间存在着频繁的商贸和人员交流。为了管理不同圈层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地区内部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海关”组织。笔者看来，在这些境内、边境关组织可以说都是近代海关的源头之一。

中国化地带即华夏“中国”政权，经历过一个漫长时期的整合。在内部的分裂与统一期间，因对外御暴或加强内部控制的需要，自春秋战国时期，在山川形胜之地，设立过诸多军事关隘，秦汉时期是水陆关津设置的又一高峰时期，但至唐中期以后军事逐渐撤废。唐宋以来，因国内商品经济的交换和发展，水路税关兴起。不管秦汉时期关津，还是明清时期的运河或长江沿途钞关，笔者把它们均概括称之为“内部关津”。总的来说，唐中期前后，是对中原地区“关”及“关税”认识的重大变革阶段。秦汉以降，儒家学说成为正统王朝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施政治国的蓝本，在“关”的设置和定位方面亦不例外。孟子曾针对国君税关而斥责道：“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中唐以前的关，大多遵循孟子思想，“讥而不征”“关以禁暴”，即使偶有对通过关津的商贾征税，也是从“农为本”“禁末游”的立场出发的。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的学者对“关”的认识逐渐突破传统儒家教条的束缚，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中唐以后的学者对“关”阐释与正统儒家理论的差距愈来愈大，以致明清时期运河、长江或交通沿线商税之关广泛设置。当然这些税关的职官派遣、税收、关和商人之间关系定位，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

古代中原农耕政权在处理与内陆亚洲地带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时，在中国北方、西方及西南方也设立过诸多的军事关卡，同时为了羁縻需要，形成特定的商贸交往场所和监管机构，如汉代的关市、隋唐时期的互市、宋辽金西夏时期的榷场、明清时期的茶马司等，笔者把它们均概括称之为“藩部之关”。西汉初期与南越互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互市。关市与内地税关不同，通常设在边境关门之下，其开放时间、地点和交易物品种类等，均有严格规定。唐时期以后，中央政府大多以金银、丝绸、盐茶等物资同周边少数民族交易马匹。自汉至明，像互市监、榷署、茶马司等机构除了具有官营外贸和管理双重职能外，还兼具边境防守和外交等职能，这是中国古代海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www.daowen.com)

古代中国和周边邻国及海外贸易国家所设关津，笔者统称之为“蕃国之关”。从唐至明清，中央王朝均奉行“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政策，其中对外贸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藉朝贡之名而行互市之实”，在这种天下观念和朝贡秩序之下，即在没有现代互惠贸易观念的前提下，中国古代陆路边境或沿海边境设置“关”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为了“怀柔远人、市惠藩属”。明前中期海外贸易政策走向政治极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则不许其互市。换而言之，所有作为经济活动的贸易，只有在作为政治行为的朝贡之内才是允许的，当然还对接待贡国之口岸和市舶设置也有详细管理规定。随着欧洲人航海东来之后，清王朝在大清会典中把对外交往分成朝贡和互市之国。康熙二十四年设置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各海关对外贸易管理均有明确分工。如江、浙海关管辖对日贸易，闽海关管辖南洋及琉球朝贡船和商船贸易，粤海关管辖南洋贸易的中国商船、暹罗的朝贡船及欧洲英国、荷兰等远航而来的互市国家贸易船。此外，清代对朝鲜、越南、缅甸等陆路接壤蕃国，还设有多处陆境税关。1757年洪仁辉事件之后，仅广州一口接纳和管理英国等互市国之商船贸易，而对其他蕃国开放的口岸和海关从未关闭，但英国为发动鸦片战争所宣扬的清朝“闭关自守”说法，却长期使人误读清朝海关历史。

概言之，在中国如此广阔的疆土之上，海关从西周诸侯之界关，与四邻之界关，演化成为清中期的中原地区运河、长江之上的关津，东南海疆对东南亚乃至西方国家贸易的市舶和海关，西北陆地边关，以及中原农耕汉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互市关”等种类繁多、功能复杂的国家征税、监管机构。《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至宣德四年，为疏通钞法，又于运河沿线要津之地增设钞关。有清一代，据有关研究统计，户部管辖的榷关地理分布是：1.运河沿岸的崇文门、左翼、右翼关、坐粮厅、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关等十个常关；2.淮河流域有凤阳关；3.长江沿线有渝关、夔关、荆关、武昌、九江、芜湖、龙江西新关、辰关等八个常关；4.珠江流域有广西的浔关、梧关两个常关；5.在沿海有粤、闽、浙、江、天津、山海六个常关；6.边疆地区有直隶的张家口、多伦诺尔，山西的杀虎口、归化城，四川的打箭炉等五个常关；7.内地有赣关、太平关等两个常关。这些“关”的名称虽然相异，但征税、监管仍为其核心功能，组织管理模式相近，均为中国古代“关”的流变类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