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海关起源于西周说的学者，多以《周礼》一书为依据。不过学界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及其内容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多有争议。因此，探讨海关的起源，除文献学方法以外，还可从文字学、国家学等跨学科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来看“关”字的来历，其繁体作“關”，最早出现在西周的金文里，初作（陈猷釜）和（鄂君启舟节）。《古文字谱系疏证》所收“關”字形亦同。《金文常用字典》对“”析形，像关门上闩。鄂君启舟节字从门串声，为“關”之异体，到小篆时变为从门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關”字：“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門，声（，音关，织绢时，以丝贯杼也。杼，解为梭）”。由上可见，關字门中的和字门中的“串”、“卝”，均是声符，字形虽异，意思其实指同一词，即本意都是抵拒门户的装置。用作动词，引申指关闭、闭合，门关则不得出入。又引申比喻设在险要地域或国境上防止侵入的关口、要塞，那么什么时候“关”字由关门上闩之本意引申到关口、境上门的呢？

“关”字在《说文解字》中列于门部，关是门的意思的衍生。从出土的文献资料看，甲骨文中有“门”字甲骨多片，但是没有发现“关”的单字，说明殷商时期可能还无“关”之设。西周的金文最早出现“关”字，这恰恰反映了从商到周，是由“门”到“关”的关键发展时期。“关”字意义在不断扩大，而门的指示意味较小，乃至后来关的意义中渐渐包含了门。

从国家学即国家形态的演进来说，事实上从商到周，也是由城邑之国发展到天下之国，从族群之国到华夏之国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关”也由原来的城邑之国的城门木栓发展至分封之国的国境之门丰富含义，这时关扩展成为整个国家的门户。

《吕氏春秋·用民》中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这里反映出当时可能是一个个族群小国。到夏朝则是以夏后为盟主的邦国（部族）联盟。商代已有早期国家的雏形，但它在制度形态上仍然是松散的诸侯邦国联盟。并且商代在地理形态上是城邑之国，在其中，用土围子围起来的城墙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住在城邑的人是国人，住在城邑之外的是郊人、野人，这是最早的阶级分野。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汉语里的“城”字，包含有“要塞”的意味，这和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含义是一样的。夏、商两代仅是城邑之国时期。城邑国家重视的是城与野的对立，对于“城门”极为重视，但对于国界和行政区划的概念还比较混沌，不够稳定、明确，再加城邑国家的政府组织不多，分工不细，因此并未产生国境之“关”。

西周时期各族群的融合逐渐抵消了族群间的种族差异，通过封邦建国，超越各诸侯国之上的华夏民族的天下之国终于形成。封的含义就是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把土堆高些，以为标示，为之封，疆界所至之地，谓之邦。封邦就是和其他族群相区别的空间依托，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形态发展的大转折，国家管理也随之发生重要变革。从西周开始，对国家统治下的都城以外的地区开始划疆分野，从此有了地区间的分界、诸侯国之间的界乃至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当时有一类官吏叫做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其职责是建置封建诸侯的领地，管理疆界。职方氏使用天下的地图，协助控制帝国的领土，以及区别各行政区及少数民族区域的人口、财产、农产、牲畜等。此时城门开始扩展至邦之四境并形成关，关的指代意义甚至也变成一种建筑物，不仅包含关门，而且包含关墙等附属物。

《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持“海关起源西周论”者多据《周礼·地官·司关》这段话加以论证，但反对者认为《周礼》成书较晚，近世史学大家多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时期，书中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因此不能以它作为西周社会情况的论证。在此暂不论《周礼》究竟反映多少西周时期关的情况，笔者认为《周礼》作为先秦时期中国的一部重要儒家经典，其思想深深影响了周以后海关的布局和发展。(www.daowen.com)

在《周礼》一书中，除司关外，还有司门、司市等机构，并且着重强调司关以节串联门、市。以往研究者仅从“司关”一词而解释关，却忽略了《周礼》中的“联门之制”思想。

《周礼·地官·司徒》分别如是记载《司门》《司关》和《司市》：司门，“掌授关键，以启闭国门”。并对“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如发现“财物犯禁者举之没入官”；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

那么从地理位置上看，市、门和关三者如何布局？同在《周礼》一书中，作者还设计了独特的国家行政区划体制。依《周礼》设计，天下中心是方千里的王畿，《大司徒》云：“制其畿千里而封树之”，贾疏：“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王畿以方九里的王城为中心，再分别以百里为界，呈正方形辐射状大小相包，依次迭远。由近及远，分别称为郊、甸、稍、县、畺（都），此即所谓“面各五百里”。在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又以王畿为中心，呈正方形辐射状，层层向外分布，于是有所谓九畿，即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大行人》则谓侯、甸、男、采、卫称服而不称畿，称蛮畿为要服。夷、镇、蕃三畿在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据此种行政区划，《周礼》中门应为王城之门，而关是设置在哪里的呢？南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应麟在《玉海》中解释司关职能时指出：“司关，总检校十二关，所司在国内……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关，则亦十二关。”由上可见，周有“十二关”体系，设在王畿即王国的边境之上。

因关、门、市都有向商贾征税的职责，但三者不在一处，相隔甚远，这就可能给商贾作弊逃税的机会。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司关》职云：“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这里货之节是掌节机构发给商人货贿出入关门的凭证——玺节。商人必须持有玺节，证明货物名称和数量，方能由市达于国门，由国门达于关。关门之吏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反之，由关外入市的商人，也要按照由关而门、由门而市的顺序出示其所在邦国发给的玺节，并办理登记和纳税手续。为避免关、门、市三者重复征税，《周礼正义》总结贾公彦疏：凡货物，“自外入者征于关，关移之门，门移之市，所谓征于关者勿征于市也。自内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门，门移之关，所谓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也”。贾疏又云：“云参相连以检猾商者，司市与关及门三处相连，恐奸猾商人或以多为少，或隐而不出而避税，故相连以检括之也。”概之，《周礼》一书，设计了司市、司门和司关，即从城内市场到城门、再到境上关门的以节相通、环环相扣、三位一体、职能关联的思想。

今天我们已知《周礼》一书是战国时期人所作，他以记述周王室职官制度为名，实际上反映的是作者对大一统政权理想而构建起的一些治国蓝图，是一部对后世历史极富启发意义的文献。该书中关于“司关、司门、司市”和“九畿”的概念性意向，即在王城市场内有市门、王城有城门、王畿有关门，这种从市场到城门、关门圈层布局及联系一体的理念，在中国古代海关发展史上是有特殊价值的。据笔者的看法，由于实际地理环境和复杂的历史演化，《周礼》中的九服制，在后世对外关系中演化成为中国古代的宗藩体制。而在宗藩体制之下，中国古代海关的设置，依笔者的定义，又流变成为“国内税关”、“藩部之关”和“蕃国之关”等多种组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