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T的概念及变迁

中国较早出现的类似BIT的法律文件是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这类协定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相关协定为代表，主要规范代为求偿问题，很少涉及投资待遇。依照此类协定，投资者可以在其母国相关机构投保，在投资东道国因各类风险受到损伤后，可以先在母国得到赔偿，然后由母国依据BIT取得代位权，向投资东道国行使索赔权。^[19]中国曾分别于1980年、1984年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晚近以来，此类协定在投资领域逐渐少见。真正意义上的BIT，较早是由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主导的资本输出国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个BIT是1958年的德国—巴基斯坦BIT。它全面规范投资事宜，对市场准入的规范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CN）稍弱一些。^[20]美国也随后制定了自己的BIT范本。由于两种BIT模式存在着差异，学界将这两类代表模式分别称为德式BIT和美式BIT。中国最初采用的是德式BIT，简洁凝练，但是也显概括笼统。晚近以来，中国逐渐开始采用美式BIT，向周全、详尽、明细化发展。

（二）中国BIT的发展现状

中国的第一个BIT是1982年与瑞典签订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BIT签订的第一个高峰，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已经签订了131个BITs，^[21]覆盖了71%以上的中国对外投资地。笔者所知的最近的BIT是2012年9月9日签署的迄今内容最为广泛的中国—加拿大BIT。^[22]中国BIT发挥的实际作用却并不均衡。在能源投资领域内，中国重要的能源投资地委内瑞拉、巴西、安哥拉、伊拉克等国均未与中国签订BIT。

中国在1998年与巴巴多斯签订BIT以前，仅在BIT中同意将征收补偿额提交国际仲裁机构仲裁，中巴BIT中第一次全面接受国际投资仲裁，并在以后的BIT中得以沿袭。2006年，中印BIT首次明确间接征收的定义和审查标准，是中国BIT发展史中又一里程碑。(www.daowen.com)

以1998年中巴BIT为分水岭，将中国BIT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2—1997年。这一时期主要是为了满足投资母国有关保护投资的要求，以鼓励和吸引外资为目的，借鉴和学习德式BIT。这一阶段也和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签订了BITs，主要为配合外交工作，政治意义大于投资保护意义。这些BITs内容原则化、简单化，主要涉及投资待遇（是否赋予国民待遇）、外汇兑换、征收补偿及投资争端解决等事项，中方着力避免BIT对国内法律政策的冲击和影响。^[23]

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今。该阶段BIT以鼓励投资为特征，以2002年为结点又分成两个时期。前期BIT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仅增加了国民待遇，扩大了提交国际仲裁的争议范围等。后期BIT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调整了以投资东道国利益为单一价值追求的立场，逐渐注重海外投资的保护，而且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明确。例如：重新签订的中德、中芬、中韩BIT中，国民待遇条款就相当详尽；与印度、芬兰、哥伦比亚签订的BIT中拟定了非排除措施条款（虽然仅有根本安全事项）；中印BIT还对间接征收做了定义和细化。^[24]后期的BIT也注重加强BIT的可操作性。

能源投资方面，2011年9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共同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2011年）》（以下称《指引》）中分析的115个国家中，推荐27国为能源投资国，这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都相当丰富，多数国家与中国关系相对友好。这27国中，有21国已经与中国签订了BIT，^[25]其中与刚果（布）、哥伦比亚签订的BIT尚未生效，与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巴西、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五国尚未签订BIT。除《指引》中列明的国家外，尚有美国、卡塔尔、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安哥拉、苏丹7国石油储量超过了100亿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能源投资的重要目标地。其中，美国、伊拉克、安哥拉均未与中国签订BIT。中国于2012年与加拿大签订了BIT，与美国的BIT谈判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