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破解日益紧迫的能源危机，中国政府在采取“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努力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加强能源及环保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着手为南海、东海丰富的传统能源开发做好筹备工作。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严格限制，外国企业投资我国能源领域，不管是开发新能源，还是开采传统能源，均采取合作制形式。

（一）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能源的概况

能源方面，中国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主要用于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因为海上能源的勘探和开发成本高昂、风险较大，海底地质结构复杂，勘探、开发技术要求高，后勤保障困难。早在1982年，中国政府就签下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石油合同，阿科公司（后被BP公司合并）据此获得了中国南海莺歌海区块的勘探特许权，从此拉开了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海上油气资源的序幕。1985年2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南方部分地区开展对外能源合作的申请。5月，壳牌公司便开始在南海岛福山上的勘探，标志着中国陆上能源对外开放也掀开了新的一页。^[25]

除能源上游业务外，外国能源投资还逐步扩展到能源产业的中下游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达道儿公司与中石化、中石油合作，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石油炼制企业——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但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成品油市场控制较紧，仅有少数几个欧美公司在东南沿海一带建立了合资或控股的加油站。1994年，中央停发建立中外合资加油站的许可证。

根据入世承诺，2004年中国重新开放了成品油市场。外国石油巨头纷纷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其中BP首次出资就高达10亿美元。2007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首家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合资公司。外国投资者除开办合资石油公司外，还加紧在中国收购石油企业。据统计，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石油公司几乎都在中国有不同程度的投资。^[26]这些外国公司经营模式新颖，其一半的利润来自于多样的附加服务，在给中国成品油市场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经营理念。

（二）外国公司投资开采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状况

海洋石油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行业。1982年，英国阿科公司在中国南海莺歌海区获得勘探特许权，随后，中国政府一连签订了25个对外石油合同，中国海域成了外国石油投资者竞相投资的热点。这其中有壳牌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的华英石油联营有限公司，埃克森公司在深圳设立的加油站。此后，一些外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南海北部湾、莺歌海、珠江口盆地获得勘探权并相继开始开采。1986年，法国道达尔公司开发的涠10-3油田建成投产。1996年，阿科公司的崖城13-1气田开始商业生产。1999年，美国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发现蓬莱19-3油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海上最大的油田，其产量占渤海现有油田产量的一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渤海海域8座已投产油气田和10座正开发的油气田中，就有6座是与外国石油公司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建立的。^[27]但这些油气田绝大多数都在浅海区，中国深海区的能源勘探与开采几近空白。

中国南海、东海深海区石油储量丰富，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约为600亿吨，约占中国总储量的1/3，属于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为何中国以高成本、高风险到远方别国去投资能源，却不在自家海域开采石油呢？什么原因使中国石油公司在富庶的东海、南海裹足不前呢？

首先是主权争议。在东海海域，中国同朝鲜、韩国、日本都有海洋划界争议，和日本在海域方面争议最大。日本的等距离线原则和中国的大陆架原则划分法互不相让。钓鱼岛问题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棘手难题，所幸近来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在南海，中国在经济专属区划分方面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争议由来已久。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各国更是纷纷主张经济专属区，并在其控制区内大肆攫取油气资源，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中国“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归于失败。^[28](www.daowen.com)

1992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尝试在南沙腹地开采石油，并与美国克里斯通（Crestone）石油公司签订了开发合同。但因海域划分与越南发生争端，两国海军为此交火，该份合同最终夭折。在南海能源开发中，中国一直陷于“维权”和“维稳”的两难境地。自黄岩岛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在南海强硬维权。

为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学者们对南海的历史、主权、能源、战略等方面开展研究，也成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其中成立于2012年7月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较有影响的学术机构之一。近年来，南海问题越发复杂化。自国际常设仲裁法院（PCA）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南海仲裁裁决书》以来，各国纷纷染指南海。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更是在南海动作频频，南海主权面临更多挑战。

其次是技术和资金问题。浅海区的油田多与周边国家有主权争议，而南海深海石油勘探、开采需要巨额投资，技术要求复杂，国内石油公司难以胜任，需要与国际石油巨头合作，以产量分成合同（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PSC）的模式开发。^[29]自1994年开始，中海油几乎每年都会宣布一批南海开放区块，供外国公司以PSC方式合作开发。但这些区块均位于珠江口盆地，并不属于南沙群岛海域。南海有70%的油田在深海区。中海油在300米水下的采油技术相当先进，但300～3000米的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深海采油也面临很高的商业风险：一是南海腹地距中国海岸线3000多公里，后勤供给、人员倒班相当困难；二是浩瀚的南海，到底哪里能打出石油，勘探成本和风险极高。

随着中美BIT谈判的深入，双方可能互相开放能源领域。2013年7月12日，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尽快开启BIT的实质性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将使得中国包括银行、能源、化工在内的100多个行业向美国投资全面开放。^[30]美国顶尖级的能源公司就会进入中国能源市场。2017年的中美贸易战又给投资谈判带来很多变数。

（三）中国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发新能源的状况

发展中国家开发新能源，均存在着成本和技术瓶颈，需要和发达国家密切合作。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分为政府间合作和民间合作两个层面。就第一层面而言，中国至今至少已与63个国际组织和政府建立了能源合作机制，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能源论坛（IEF）、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亚洲博鳌论坛等。^[31]就第二层面而言，中国国际层面上的民间合作近年来也相当活跃。许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协会等均积极开展新能源国际合作研发，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利润。合作形式包括委托研发、合作研发、共建合作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设立基地、召开国际研讨会、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等。

中国与欧盟、美国开发新能源的合作发展较快。早在1994年，中国与欧盟就建立了能源合作关系，组建了中欧能源合作论坛。中国与欧盟的能源合作模式主要是：环境保护—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与共同研发。中国与美国的新能源合作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合作机制，形成了首脑会谈确立合作框架，职能部门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具体落实的全方位良性合作态势。

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与欧美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尤为必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化石能源，排放的污染物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加强了与国际社会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合作。自2008年7月签订《中美能源环保领域十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美之间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协定涉及的内容有：保护空气、水源、湿地资源，建立专门保护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区，以及提高电力等能源的利用、运输效率等。双方建立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Eco Partnerships）主要有：未来能源控股公司和中国华电公司；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公司；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政府和中国江苏无锡市政府；浮动风电场公司和中国河北唐山曹妃甸新开发区；美国华盛顿西雅图港和中国辽宁大连港；美国堪萨斯州格林斯堡市和中国四川绵竹市。两国高校之间的这类合作有：美国杜兰大学和中国华东师大等。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能源效率和环保问题重要性的日益突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这类合作会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