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贸易协定、国际公法性质的条约中，一些例外条款本身规定了较为细致明确的适用条件，或者在长期的判例中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适用标准，比如GATT第20条“一般例外”、GATT第21条“安全例外”，由于WTO规则的统一性，贸易争端解决机构（DSB）在长期的仲裁实践中就这两个条款的适用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标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虽未生效，但已在国际司法实务中得到广泛的援引。^[27]其第25条“危急情况”分两款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援引该条的具体情形。而非排除措施条款由于各国担心其经济主权受到不适当的限制，或谈判中很难在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条件上达成一致，条款仅在缔约方达成一致的范围内做了规定，而将其适用条件留待仲裁机构通过具体案例判断。

但是，由于作为依据的条约、合同千差万别，国际仲裁机构很难形成可以一体遵循的判例和规则。而且由于多数投资条约对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条件未做规定，在ICSID初期实务中，仲裁庭一般援引GATT第20条、《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等其他国际规则或国际惯例来解释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的必要性，导致非排除措施条款本身被架空，仲裁庭解释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必要性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也引来较多争议。比如CMS案中，仲裁庭援引《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适用的必要条件，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并不构成“紧急情况”，排除了美阿BIT第11条的适用。^[28]许多学者呼吁，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必要性的解释应严格恪守条约本身资源，慎用条约外规则，钻研缔约方文化传统和惯常做法，以更好地探寻双方的缔约真意。有关条款适用必要性问题上也应事先征询缔约双方的意见。^[29]该观点对条款适用实务产生了较大影响。(www.daowen.com)

由于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的必要性是仲裁机构对投资东道国行为的一种事后审查，有学者建议这种必要性标准不应绝对单一，而应当根据投资条约中非排除措施条款的性质——自我判断性和非自我判断性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前者采用善意审查标准，后者采用边界评价理论标准。^[30]本书在“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审查”一节展开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