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族

山西灵石静升王家，源出太原，为太原王氏宗裔，世居灵石县禹门外沟营村(今富家滩镇沟峪滩村)。元皇庆年间(1312～1313)，族人王实(字诚斋)迁至静升村定居，他就是静升王家始祖。工实来静升后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他做的豆腐真材实料，坚嫩可口，白中透黄，气味纯正，无论凉拌热炒，都能成丁成块，保持一定形体、一定水分而不致轻易碎裂。加之上实本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实实在在，谦诚和蔼，公平交易，绝不缺斤少两，所以不止他的豆腐远近闻名，就连王实本人也渐渐受到了人仃)的喜爱。

一天，王实在卖豆腐途中，遇一老人病倒街头，但见他脸色苍白，闭目喘息，气息奄奄中已是言语不清了。王实隐隐听得其口音不像当地人，遂托人看住豆腐担子，立即背起老人，送回自己家中。自此，喂汤喂食，请医拿药，只当做亲人一样地侍候屎尿，关心备至，终使老人转危为安，一天天好了起来。可乐善好施的王实并不让远在他乡的老人就此离开，他实心实意地要老人安心住下，继续调理，以便彻底康复后再上路回家。老人本来还是饮食无味，四肢无力，见其诚诚恳恳，绝无虚套，也就老老实实地住了下来。据传说，后来这位老人为王实找了一块风水宝地，才使得王氏家族兴旺发达。这里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相信风水先生的那些想法、说法，但王实本人扶危助困，待他人如亲人的这种高尚行为，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古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就是这个意思。

明代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山西商贾的迅速倔起，使静升王氏逐渐从耕读传家转向商宦发家。王家从第十世起，有人开始经营棉花杂货和典当行业，但属初创时期，不具规模，未形成主业，家族仍以农耕为生。王家在农耕、经营的同时，十分注重教育，其家族从八世起，读书人逐渐多起来。至十八世，共有生员一百二十九人，监生二百一十一人，且有举人、进士。家族对修文庙、办义学、建学馆等教育公益事业十分重视，慷慨解囊，大力资助。

王氏家族从六世起分为五大支派，为金、水、木、火、土，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改为仁、义、礼、智、信。如前所述，王家从十世开始经商。到十一世，资本增多，逐渐成为巨商大贾。据明朝天启年间碑记载：王家“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由此可见，当时的王家，士农工商全面发展，且业绩显著，资产雄厚，已成静升村大户。

王家从十三世进入清朝。十三世孙王兴旺叔侄等看到明末以来，平川地区农桑受战乱破坏严重，畜力极为短缺，便瞄准这一商机，携同子侄往返于冀、鲁等地贩卖牲畜。凭着义气、信用、银钱等，不仅沟通了官设关隘卡口，同时结义了很多燕齐豪勇义士，打通了晋、蒙、冀、鲁贸易通道，买卖越做越大，资本日趋雄厚。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乱。清政府急需军马粮草。王家弟兄将十一匹良马献给平阳府，支援平叛，受到平阳知府及步军统领的赞赏，从而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王家兄弟从中不仅得到经济利益，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康熙十五年(1676)叛军投降，步军统领上奏朝廷，王氏兄弟受到康熙帝的褒扬。王氏家族借清政府的势力，生意规模更大，很快便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巨贾大商、官僚士绅和大地主，同两渡何家、蒜峪陈家、夏门梁家并称为灵石四大家族。

王家由农到商，耕读传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层次，为步入官场铺平了道路。从十三世至十五世期间，开始做官为宦。十四世王谦受首先以二千两白银为其子王梦简捐了个“州同加五级”官，后又诰授为“中宪大夫”。此后，王家被封典的共有五十二人次，有资政大夫(正二品)三人次，通议大夫(正三品)三人次，太仆寺卿(从三品)一人次。中宪大夫(正四品)十四人次，昭信校尉(正四品)二人次，朝议大夫(从四品)六人次，奉政大夫(正五品)五人次，奉直大夫(从五品)四人次，儒林郎(正六品)七人次，修职郎(正七品)二人次。王家最大的官为十八世孙王肯任，二品，曾任户部广西司郎中，候选知府加五级，诰授资政大夫。

在求官或做官途中，王家人既不乏忠勇刚烈之辈，也不乏凶险坎坷之说，这方面或见之于家谱，或闻之于口碑。

十七世王如玉，贡生，贵西道台。乾隆三十八年(1773)，调赴四川平叛，留佐军务。一次，路遇埋伏。仓促应战，王如玉跃马横刀，奋然拼杀，杀敌数人，终因寡不敌众，难突重围，最终战死沙场。事后，朝廷除为其晋级加官、立坊挂匾和赐予抚恤银两外，其子王荣紫还因之受荫，先为陕西知县，后为直求知州，再后来是宁夏道台。侄子王肯为、王肯任也同时荣迁高位。

十九世王舟来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乾隆年间先中武举，后中武进士，当即被迁任为介休守备。当时，也许是他年轻气盛，不懂世事之故，以致一来便与知县不合。一日，不知是无端巧合，抑或是有人蓄谋：他正春风满面地街头夸官，不料知县大人正要带人祈雨。狭路相逢，互让不及，双方都恃其人多势众，便冲突起来。初时言语激烈，继则拳腿挥舞，这其间王舟来左右个个勇武之夫，自然力壮身强，于是，你来我去，那些书生官员和平头百姓中，便有一人被伤。伤也罢，但须立即治疗便是；可那被伤者偏偏又是一介草民，乃一再拖延敷衍，终于由伤而亡，事态扩大，王舟来自是罪责难逃。很快此事惊动了朝廷，王舟来被捕入牢，受尽皮肉之苦不说，最后还是不容分辩，处以斩刑。可怜他年纪轻轻，虽武艺高强，文墨在胸，却初出茅庐，气傲心骄，不晓仕途风险，一味任性行事，岂料手脚尚未施展，非但成了刀下之鬼，且按照族规还不许葬入祖坟，而只能孤零零地成为独处一方的单冢野魂。后来族长念其尚无子嗣，给其过继一子顶门，这一子又得十二个儿子，王舟来才算香火未断。然而这却终究成为王家的一件憾事，代代传说下来，方知祖上必欲蹈赴之宦海也不比商海好到哪里，也还是风平浪静之日无多，艰险莫测之事常有。荣辱之间，后辈感叹人生，都说还是要像始祖王实那样，多做善事，以诚待人，心性子和些为好。

土家由耕读起家，因商宦富族，发迹后，便大兴土木，不断营造住宅、祠堂、牌坊、坟莹。从康熙一直修到嘉庆年间。

王家和旧时许多大家族一样，从最初的艰苦创业，渐次走向辉煌，但终究还是逃不了兴衰起落的一般规律。

曹氏家族

曾氏原籍太原县，始祖曹晋卿以种地兼卖沙锅为生。明初洪武年间，曹氏迁至太谷县北洗村。历经二百多年，曹家成为一个小有资产，人丁旺盛的大户之家，仅，三字辈就有—百零七人，其中有一位叫曹三喜的是使曹家巾一个农民走向一代巨商的关键转折性人物，他不满现状，独闯关东到了原东北热河省的三座塔村，以种菜，养猪磨豆腐为生，生活十分艰辛，略有积蓄后，开始利用当地盛产的高梁酿酒，酿酒业就成为曹家发展的第一个行业。曹三喜有了钱以后，不是过一种很奢华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中，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扩大再生产。所以他的商业很快又发展到杂货业、典当业。三座塔村也随着地方的繁荣，人口口益增多，政府在这里建立朝阳县制。至今当地还流传有这么一句话：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曹家生意不断扩大，由朝阳逐步向沈阳、锦州、日本等地扩展，最终于明末在东北创建了其雄厚的商业墓地。到了一六六四年清兵入关，曹家生意也由关外向关内发展，首先回到太谷设号，以太谷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辐射，雄踞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如此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近到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乌兰巴托，远到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最远还跨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纵横几万里，不仅仅在山西人的经商史上、就是中国人的经商史上都创下了不朽的辉煌。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曹家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达六百四十多座，资产高达一千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三万七千人。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十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三百万两，年开支三千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六百万两，年开支万两。

在封建社会，凡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经济比较好的家族，父母一辈都要给儿孙一辈起个堂名，一个儿子一个堂名。三多堂是曹家第十九代所创建。三多是取多子、多福、多寿的意思，与三多堂并列的还有五桂堂、怀义堂等。这几个堂在鼎盛时期一过就相继衰落下来，唯有三多堂独秀其门，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从这个比例图就可以看到：曹家商号六百四多座，三多堂占四百余座，总资产有一千余万两白银，三多堂有六百余万两，总雇员有三万七千余人，三多堂有二万二千余人，所以三多堂不仅是曹氏家族的一个分支，面且还是曹氏商业的杰出代表。

曹氏商号六百四十多座，三多堂占四百余座，“用通五”、“三晋川”、“彩霞蔚”等都是老字号，曹氏商号经营同现在的子母公司，连锁商店有异曲同工之处，商号设总号，总号下有分号，分号下有支号，支号下甚至还有小号，层层往下分，星罗棋布，多如牛毛，就连东家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商号。在经营行业种类方面，鼎盛时期达十三种之多，大到银钱业、典当业，小到柴、米、油、酱、醋、茶，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饮食起居都有涉及，这些都是当时所有的商幌。三多堂除了这座宅院外，在周围还有许多附属院落，工栅院、马厩院、私塾院、澡塘院等等，曹家远在太谷浒泊乡范家庄后山的山崩之上还修建有一处避暑山庄，叫青龙寨迁善山庄，它三面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通；开设一道惟一的大门，门前有渠沟、吊桥、护城河，俨然是欧洲中世纪的古堡。一九三七年日本人攻入太谷以后，这里便成了太谷乡绅富豪的避难所，四十二年被日寇发现，毁于一场战火。

曹家有许多赋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故事。

在一九二三年，曹家从国外购回一台发电机，全院全部串上电灯，曹家的一位姨太太为了显示豪华富丽，便过起了阴阳颠倒的生活，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八点起床吃饭，十二点吃午饭，早上六点吃晚饭，那等于告诉人们，白天我们同在一个太阳下，而到了晚上你家是黑漆漆的一片，而我家却是烟火通明的不夜之城。在民国初年，曹家便购买了小汽车，在当时省城太原府的达官贵族还坐着四轮马车的时候，太谷乡间小路上已有冒烟的“电毛驴”了。曹家兴旺发达三百年，荣华富贵十代人；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外政局的演变，曹家商业也渐衰落下来，庚子年后，清政府建立国家银行，私人钱庄、票号被挤跨。一九一一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倒台，各省独立，并开始军阀割据，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对晋商经营有很大影响，多数商号倒闭。同时俄国蒙古革命及曹家在国内的商号彻底覆灭。但最主要的是日本侵华，攻入太谷后，慕名到曹家花了两天时间，用了四十多辆大卡车，将其洗劫一空，给本以残喘的曹家致命一击，致使曹家彻底破产。以上都是客观原因，但也有一定的主观原因，曹家经商到了后期，经营管理缺乏人才，经营方式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并且曹家后代；忘记了祖先创业的艰辛，生活骄奢淫逸，腐败不堪，于是显赫数百年的曹家从此一蹶不振。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二十四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

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

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曹家作为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大户，雄踞太谷，其敛财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放款借贷，曹家开设的钱庄，主要是办理借贷业务，除此之外，还借贷粮食、布匹。二是典当盈利，当铺历来是挣钱的行当，故曹家发财后，便在各地开设当铺，成为曹家赚钱的主要手段。三是出租土地，曹家在全国拥有大量土地，把黄金地段的土地全部出租，年底以租盈利，相当于现在的房地产生意。四是长途贩运，一度时期长途贩运曾是曹家挣钱的主要手段之一。五是赊欠销售，就是第一批货给你时不收钱，等拿第二批货时，再付第一批的货款，这种销售无论大小商号都愿与他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形成垄断。六是巧抓机遇，发展自己。

曹家在数百年的商海沉浮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是由于他长期的商业生涯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相当于现今董事长参资办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抛开私营企业来说就是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当年东家把权力全部下放给掌柜，不管掌柜用什么人，用什么办法，只要给东家赚钱就行，但是东家并不充当傀儡，为防止商号失控，资金外流，便制定了另一种“钦差监督制度”曹家为管理外地商号，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派驻到各地，去巡视、督察、检查情况，但钦差不能干预各商号的日常业务，只是监督随时反映情况，钦差若发现商号中的掌柜有贪污、受贿作风不良的行为，或掌柜间闹意见，影响生意，钦差有权处分，调动，可以说这钦差相当于现今的纪检委书记。当年还实行“大号统辖小号”的管理方式，即总号设分号，分号下有支号，支号下甚至还有小号，这种层层负责号号相连的管理，相当于现今的子母公司。曹家在几百年前就实行了股份制，在曹家干了多年的伙计表现好就可以入股，三年底开账分红，成为小股东，这样公私挂钩，从掌柜到伙计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商号服务，和我们现在企业由厂职工入股的道理一样，曹家继承了中国五千年儒家思想的忠、仁、义、信、克己的敬业精神，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许多管理制度和商业精神正是他们事业历经百年而不败的秘诀所在。

冀氏家族

冀氏原籍山西临晋县，北宋年间从山西临晋县迁入介休县邬城，后又迁入介休北辛武村。冀氏是大户，其“支派分出，丁口益众，梓里相逢，皆难识别，兼以宦游远省者有人，服贾他乡者有人，又迁广平、迁湖北、迁陕西、迁北口”。冀氏约在乾隆时开始发迹，到冀氏十七世冀国定时期，冀氏商业已相当可观。《清稗类钞》称介休冀氏有资产银三十万两。

道光初，冀氏在湖北樊城、襄阳等地的商铺有七十多家，经营以当铺为主，次为油房、杂货铺，其中资本在十万两以上的商号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水盛当铺和平遥谦盛亨布庄。这时，冀氏有资产达三百万银两。但冀氏富后不愿露富，冀国定为掩饰其富，有对联云，处世无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宽。

冀国定是冀氏单传，到国定年逾四十岁时，又膝下无子，遂续娶四房马太夫人，后生以公等五子。国定去世后，因“诸子未更事”，内外绪事皆由马太夫人管理。她“不出户庭，而大辔在手，综理精密”，丝毫不比国定逊色，据说平遥县开标利，如马太夫人不到，就开不了，因为不知她是放还是收。其经营才干由此可见。

大约在咸丰六七年间，马太夫人曾为五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从此冀家有“五信堂”之称。冀氏所经营的商业，除甲遥谦盛亨布庄(后改为票号)归五堂共有外，其余均分给各门，加上他们在分家后又新设的商号，各门的情况是：

以公(悦信堂)：析产分到增盛、广盛当铺，之后在直隶大名府又设当铺、颜料庄数家，在介休张兰镇设悦盛昌、悦来号钱庄，又在湖北通过当铺放账兼并了部分土地。

以廉(笃信堂)：析产分到钟盛、益盛当铺，后在介休张兰镇又设谦盛晋钱庄、平遥县宝兴成绸缎庄。

以中(立信堂)：析产分到恒盛、文盛当铺，后在介休张兰镇又设恒盛茂商号。

以和(敦信堂)：析产分到永盛、星盛当铺，后在湖北樊城又设鼎顺、水顺二当铺，在北京设仁盛当铺，在库伦(乌兰巴托)、喇嘛庙和张家口等地设恒顺发等皮毛商号，又在介休万户堡购买土地二顷多，在洪山购买水地一顷多。

以正(有容堂)：因同马太夫人在一起，析产只分到世盛当铺，另有现银十万两，后在祁县设天聚和茶庄。以正是秀才，据说为考举方便，在平遥设其德昌票号(兼营布匹)，在太原设其昌水绸缎庄，在晋祠设其世昌、其昌泰杂货庄，号称“四杆旗(其)”，并在晋祠购稻田四顷。

“五信堂”除在外地购买土地外，在原籍本村共有土地三十多顷，占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光绪初年，以廉、以中各以银三十万两建大宅院，以正用银十余万两购北辛武村破产财主“阎百万”房舍，以和用银十多万两新建房舍和花园，只有以正留住原宅。冀氏房室装潢富丽堂皇，十分讲究，又在北辛武村开设杂货，肉、药、当铺，以方便其生活需要。

冀氏十九世灵哥是冀氏家族中的纨绔子弟。介休民间流传一个说法：“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灵哥是冀以公的长子，名惟聪，灵哥是乳名。他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后奢侈浪费，挥金如土。介休县张兰镇逢农历九月二十日有庙会，灵哥与介休二大王(郭可观)各养一戏班，比赛哪个戏班的戏演得好。灵哥又与北贾村侯奎比赛跑马车，压死人后，行贿地方官吏，竟逍遥法外。

冀氏商业，从咸丰时起已因战争遭受损失。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冀氏“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马太夫人从湘南两湖调回山西现银五六十万，资本向北方转移，并在天津设立当铺。这时“晋省捐输之议亦起”，冀氏“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输凡数十万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冀氏在北京的“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亦大半被焚掠，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之二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冀氏在天津、北京的当铺被抢掠烧毁，平遥县、介休县张兰镇的谦盛亨票号、谦盛钱庄发生倒账，损失银一百五十万两，冀氏商业从此衰败。冀氏到光绪时，人丁稀缺，庚子事变前“五信堂”只有冀以和一人在世。庚子事变后，男子只有惟清，女性只有惟聪小女儿马奶子在世。冀氏商业衰落后，由他俩代表各处清理债务。他俩又邀请张兰镇贾退安协助。并公告大家称，“庚子年后，民家生意，四处损失，无法清理。协同债权，邀请张兰贾退安先生。破产还债，以清各处财源。止利归本，分期归还。”

范氏家族(www.daowen.com)

范氏以范毓髌(前文已有介绍)时代最盛。范毓髌曾祖父范明(字琼标)，明初自介休城迁居张原村。范毓髌祖父范永斗，明末时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权的确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借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和方便，经营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充。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范三拔生五子，到范三拔年老患病归乡后，范氏商业就由其子所经营。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最兴盛的时期。范氏兄弟不仅经商有方，而且与清廷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在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运送军粮，立下了功绩。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六百余万两。

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国内铜锭严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绽。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范氏持长芦盐引一万零七百一十八道，按每引二百斤计，即二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斤，其资本据乾隆二十年(1755)内务府统计，“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范氏还经营木材、马、人参，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以上充分说明范氏经营范围很广。

范氏财产无具体统计，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一百零六倾，分布各地的房产近一千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范氏为消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的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二十人任官职，其中毓髌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痒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迫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商市、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

从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间，是范氏的昌盛时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门传到清字辈，开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显露。范氏因官商而兴，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帑过多。乾隆时经办洋铜已无利可图，范氏所营盐业等因资金短缺等原因很不景气。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李氏家族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在元朝时，有李实者任官于山西，从那时开始落户平遥县达蒲村。这样一个为官之家，由元到清前期并没有什么发展。不知经过多少世的传替，可以追溯的传人为李占殿。占殿生文质、文赞二子。文质缺子。文赞生二子为大元和大全，此时已经到了清乾隆末年，而大元、大全也不富有。达蒲村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修东岳庙碑时记载，郝家捐银五十四两，大元、大全兄弟二人各捐银只有六钱六分。

大元、大全兄弟经营商业，资料可考者是开设西裕成字号，从事颜料生意。

平遥县属山西汾州府，地处晋中平原，京蜀大官道，由东向西穿县城而过，陆路交通便利。县境北有汾河，明代至清康熙，汾河通航，兼有水路交通条件。因而，从明末以来，平遥县城就成为晋中平原最早的一个商品集散市场，各路货物云集，工商业发展。

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至乾隆二十三年，除形成油店行、花店行、当行、木厂行、糟房行、麻布行、肉行各行业外，货栈店有五家，烟铺有九家，钱铺三家，及其字号共八十家。城内工商铺户和居民增加，店铺和民居建筑迅速扩展，城内经营木材和木匠行发展很快，乾隆三十一年(1766)有木厂六家、木匠行(铺与人名)八十一家，皮箱铺、车铺都属木匠行。乾隆四十二年，城内各行工商铺户二百一十六家。其中，货栈旅店业(十三家)、烟铺(四家)、油店(七家)三行捐银最多，货栈旅店业被刻于碑首，说明平遥的市场性质。

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庆十八年(1813)，“迩来商贩云集，居奇罗珍，增前数十倍”，工商铺户发展到七百多家，除货栈旅店业五十九家、当铺二十四家为最多外，并出现经纪行(即牙行)十三家、颜料铺七家、洋货铺二家、钱铺三家。自李大元、李大全兄弟经营的西裕成颜料铺出现，而且是七家中捐银(二十四两)最多者。这既约略说明西裕成是产生于乾隆至嘉庆年间，也说明西裕成在颜料行中的规模和地位。

在京的平遥颜料商，有的在平遥设店，北京也设店，大多数只在京城设庄。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平遥颜料会馆碑刻，在京有颜料庄三十六家。平遥城嘉庆十八年碑刻的七家碑上皆有名，西裕成、永裕号捐银各一百二十两，西裕成刻在碑首。捐银一百二十两的总计十家，在三十六家中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

据后来人追记，“达蒲村有两三千人口，村中大部分人口除农业外，其余操制碌的手工业的工人，有两个很不小的作坊，一个是东义合赵记，一个是西裕成李记。制碌的法子，是拿了铜片，装在木匣子里，上面盖以醋精，加热，使之酸化；过了两天之后，取出来，把铜片生出来的铜碌剥下，再加精制而成”。这里，提到的东义合(和)，嘉庆二十四年碑上有名。

李氏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不论在平遥城和北京城都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在达蒲村有制颜料的作坊，是工场手工业与商业运销合而为一的企业，显示出李大元。李大全兄弟已富裕了，成为资本家。

平遥城是个商品集散市场，四方客商和货物云集，货栈旅店业特别发达，于是货款的异地划拨，成为客商和平遥城商业普遍需求。这时，西裕成经理是平遥县细窑村(现为龙跃村)人雷履泰，他敏锐地观察到客商和工商业异地划拨银钱的需求，加之西裕成又在北京设庄，于是吸收历史上工商会票的经营，开始兼营京城与平遥之间的汇票划拨业务，既便利了社会上的需要，又解决了自己京晋之间资本来回运送现银的困难，一举两得。

随着兼营会票业务的增加，雷履泰意识到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较之经营颜料货物既省事又赚钱，经与李氏协商，决议改营票号业，于道光初年(1821年左右)，将西裕成改名“日升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从此揭开了中国银钱业经营异地汇兑的历史，并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中国异地货币清算运送现银的落后方式为汇兑方式，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理人和资本家。

李氏自从将西裕成颜料庄改名日升昌票号后，至滴末一共经营着四家票号，分别叫日升昌、日新中、谦吉升、日升裕，另外还有东如升颜料庄。这些字号开设歇业时间相互交错，票号同期存在的有二三家。经营票号业使李氏成为平遥县首富。

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票号除日升昌外，还有日新中(1838～1861)、谦吉升(1864～1884)。按近年发现的资料，日新中生存时间基本一致，而谦吉升生存时间悬殊。光绪八年平遥修县志，谦吉升同各票号均捐银一百两。光绪二十二年(1896)汉口山陕西会馆重建中，谦吉升同其他票号一样布施银三百两，日升裕布施银一百五十两。宣统三年(1911)整修市楼，谦吉升捐银四十两。另外，光绪十五年和二十二年，以日升昌、日升裕，东如升三号名义分别为汉口山陕西会馆西腰门、泰山庙悬挂“安流昭佑”、“秩崇群望”两匾。

《山西票号史料》载，至清末，李氏在平遥城还设有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和日升庆布庄、日升店(货栈)，在天津有东如升、如升大颜料庄，在达蒲村为其家族服务的绸缎、杂货、药店、成衣、干果、肉铺等。达蒲村群众说这些店铺是“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李氏经营票号等企业以来，没有资料说明他每个账期分红有多少银钱进账，但逐渐发富以致成为平遥首富，则有资料可证。

道光二十二年(1842)“海疆捐输”中，李大全捐银奖给都司衔、其子李箴视捐银奖给同知职衔、李箴言捐银奖给光禄寺署正职衔，李大元之子李兰泽捐银奖给盐知事职衔。这是因富而被派捐的记载。

至道光后期，李大全过世，大全之子与大元及其儿子，已经分立门户，而且李大全一门富于李大元一门。大全生箴视(1811～1882)，箴言、箴听三子。大元生兰泽、兰溪、兰士、兰庭四子。道光三十年(1850)，箴视兄弟新建三进三座大院，周围筑高墙，从而达蒲村有了一个“李家堡”。

咸丰初年，清王朝镇压太平军勒令绅商捐输，李氏家族“箴”、“兰”字辈和其子“五”字辈，近二十人捐银，不仅都有职衔，而且逐级加增，并为已故祖辈取得“诰封”。

除了清政府捐输之外，李氏在地方公益赈灾中也做出了贡献。道光三十年冬至咸丰六年平遥县绅商捐银十二万多两整修城墙及环城河，李箴视捐银五千六百两，李大元捐银四千两。光绪初年，山西大灾，李氏家族共捐银五万五千二百两、制钱四千三百千文，计李箴视之故母李赵氏捐银一万七千两，李箴言之妻、李五常之生母李梁氏捐银二万两，李崇厚堂捐银六千八百两，李箴视捐钱三千千文，李兰泽捐银八千四百两、钱一千三百千文，李五伦之母李贺氏捐银三干两，占全县捐银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六十四两和制钱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千文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八和百分之十四点五四，是全县最富有者。也因为在赈灾中做出贡献，“为即补知府李箴视之母，钦赐一品夫人，赵夫人”，在达蒲李家堡西北建“九重褒义”石牌坊一座。全县石牌坊有十三座，其余几座都是为进士所建。

李氏经嘉庆以来的经营发展，至清末成为平遥县的首富之家。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益严重，债主己逼上李财东的家门。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便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显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渠氏家族

渠氏原籍山西长子县，明代洪武年间，其先祖渠济之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经常从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和枣贩回上党，年长日久，有了些积蓄。明洪武二年(1369)，便把其父接到祁县定居。后来其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到渠源浈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初具规模，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油粮、茶叶，并兼作钱业生意。到清朝乾嘉年间，渠源浈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巨商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渠映璜逝世前有银一百二十万两，其子长瀛、长发两门各分银六十万两，因长瀛早逝，由其两个儿子源潮、源浈继承，各分得银三十万两，而长发的六十万两银由其子源淦继承。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浈，字筱洲，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渠源浈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三十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十一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六千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浈还与源潮、源淦、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人称“旺财主”的渠源浈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如同治年间，渠源浈投资银三十万两入股在平遥县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一笔三千万两的巨款，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一万余两，渠源浈每次分红十万两，连续分红三次，挣回原来的本钱后，源浈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源浈，他笑而不答。后来源浈才说出其中缘故，原来他认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衰，买卖有挣就有赔。百川通存银是旗人的，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难免要耍无赖。何况发财也要有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这样股息皆得。若到亏损衰败下来就悔之已晚。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源浈之识见，一时在山西商界被人广传。

渠家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认为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还须通过培养子弟，使其走科举之途进入官场。既可改变商人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又可用以巩固其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另外，随着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渠家深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于是，便延请有这方面知识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期望他们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渠源浈之子渠本翘(前文已有介绍)，就是渠家最杰出的传人。

渠氏的各项产业，由于时势变化，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先后歇业。不幸中之更不幸的是，源潮和源浈的儿子们，皆先其父而病故，老年丧子，后继乏人，不能不是企业失去管理人才而歇业的一个原因。抗日战争中，日寇占领祁县，长裕川茶庄窖藏四十万两白银，又被日寇盗运日本，更使渠氏家族衰落。

毛氏家族

毛氏是平遥县邢村人，起初只是受雇于人的从商伙计，但由此渐渐投资商业，进而富裕成为平遥县的第二富家，从兴盛到衰败不过数十年。

毛氏可追记的先祖叫毛际美，是受雇于人在京津从商的伙计。际美之子毛鸿翙(前文已有介绍)，堂名“毛忠恕堂”。鸿翔成人后先是就职于本县城内一家油店，因本领出众，被达蒲村李氏的西裕成颜料庄选中聘用，接着任副经理，是与雷履泰创办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第二号人物。雷毛权力之争矛盾激化，毛鸿翙出走，领介休县北贾侯氏之本，开设第二家票号蔚泰厚，接着协助侯东又开设四五家票号，从而有侯氏“蔚字六联号”。毛鸿翙为侯东出力，侯东也待他不薄，除允在蔚泰厚、新泰厚各领人力股一股以外，在他身后允其子孙在蔚泰厚等号参加银股。光绪五年蔚泰厚合约共有银股二十点二个，资本十一点八万两，毛忠恕堂银股四个，资本二万两，分别占百分之十九点八和百分之十六点九四。

道光三十年冬至咸丰六年平遥修城捐银中，以人名捐银者共十八人，最多五千六百两，最少二百五十两，毛鸿翙排列第十三位捐银五百两，不算怎么富有。但毛鸿翙给子孙留下遗产，其孙毛履泰时期，即新建了富丽豪华的四座大院(供其兄弟四人居住)和毛家祠堂，又在地方上显现富裕。光绪初年，山西大灾赈济捐银，毛氏捶在李氏之后，毛履泰捐银八干四百两，捐钱一千三百千文。光绪八年修县志捐银共有一百零八户，李崇厚堂第一(六百八十两)，毛忠恕堂第二(二百四十两)，其余多者二百两，少者二十两，大多数在一百两以下。

毛履泰时期是毛氏最兴盛最富有的时期，除其祖父(毛鸿翙)在蔚字票号参与的银股外，在平遥城开设有永泰昌钱铺、开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从光绪十八年开始，又开设水泰庆、永泰裕票号(1892～1905)。前者资本六万两，后者十万两，后者由前者改组而来。所有这些字号牌号中取“泰”字，意即毛履泰创办。

至宣统年间，毛氏在邢村拥有土地七顷多，在山西安洋县府城一带有大量土地，每年地租收入四千余石。为经营土地地租，在府城设“义泰昌粮行”，除做粮食买卖外，还向佃户放高利贷。

毛氏的衰败，始自辛亥革命以后，至一九三○年左右企业基本关闭不存。究其原因，参与侯氏票号的股份，随着票号倒闭，资本损失，财源路绝。毛履泰之儿孙大都习染鸦片，不务正业，家产被变卖挥霍，甚至有的最后成为穷光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无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