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髌

范毓髌(1678～1757)，字芝岩，介休张原村人，清康熙、乾隆年间著名皇商。范氏家族早在明代中叶就“市易边城”，为张家口贸易八大家之一。由于对满清贡献财货，久著信义，清世祖入关定鼎后，便召赐为皇商。当时清廷铸钱需要大量铜，范父范三拔请减价包运铜货，经清廷批准，范氏等几家，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始了进口日铜的中日贸易。此时，二十岁的范毓髌带着船帮经商于塞北各地，当其父承办进口日铜不久，因病休养。他便挑起进口日铜的重担，带领船帮往来于中日之间进行贸易。每年进铜数百万斤，均用最低价卖给国家。与范氏一起承办者共有六人。其他五人经常任意挥霍钱财，满足私欲，十多年共亏损银八十三万两，按理当受国家处罚。他付出巨大牺牲，独立进行了补偿，使大家免于受罚。后来由于日本限制日铜出口，清廷出现钢荒，于康熙五十五年改由八省承办，范氏暂停止了对日贸易。

康熙六十五年(1721)，准葛尔叛乱，清政府派兵征剿，运送军粮十分困难。范毓髌从小熟悉沙漠路途，便与弟弟申请自愿办粮售军。于是从雍正初年开始，辗转沙漠，万里迢迢，历尽艰辛，将军粮按时运送前线。廉价供售军用，节省库银亿万多两。军帅将他兄弟功劳上奏皇帝，赐兄为太仆寺卿，弟为布政使司参政。

由于清廷铜源紧张，乾隆三年(1738)消廷又起用范氏承办进口日铜，范毓髌受命将日铜输入后任低价交售国家，但年年出现亏损。曾上奏朝廷，未被重视。乾隆十五年后，范因病回家养老，对日贸易由其子清柱及侄儿清济续办，到乾隆四十六年(1783)，亏损已高达一百五六十万两银。因亏损甚巨，乾隆四十八年(1783)被满门查抄，范氏皇商生涯，至此宣告结束。

范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的皇商，成功的商贾大家，他的突出之处，一是有非凡的吃苦耐劳和创业精神：二是有经商发财，不忘爱国的思想：三是对家族、号友严格管理和要求。当他告老还乡，将事业交给他的下一代之后，时隔不久，就出现了事业的危机，并遭致家败，这有清廷腐败专制压抑的原因，也有范氏下一代在经营管理不善的原因。

毛鸿翙

毛鸿翙(1787～1866)，字振羽，平遥邢村(今喜村)人，幼时家境清寒，弃学就商，十几岁在西裕成颜料庄当学徒。学习认真，办事精练，甚得东家赏识。二十余岁提拔为颜料庄副经理。清道光三年(1823)，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毛鸿翙为日升昌副经理。

后因与经理雷履泰不和，于道光六年(1826)奋志出号，决心与雷履泰一比高低。同年，受侯培余聘用，将蔚泰厚绸缎庄改组蔚泰厚票号，出任总经理。凡日升昌设分店之处，蔚泰厚亦设之，分其生意，夺其地利。并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几个商店店亦都改营票号，形成平遥票号中规模最大的蔚字五联号。蔚字号的分号遍布全国各重要商埠和城镇，且占据重要地位，特别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广州、厦门等地享有盛名，与日升昌并驾齐驱。

毛鸿翙在蔚字票号任总经理的二十多岁年中，一直想开办自己的票号。先以所赚薪金，投资于购买经营土地上，在安泽一带购置土地五百多项，在中条山购置林山六七处。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收入四千余石粮食。为经营上地，专门设立“义泰昌粮行”，总店设在安泽城内，府城等地设分店。同时，在平遥城内设有晋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为搞好烟店，又在晋南曲沃县设有日生烟厂，专门制造旱烟。经长期苦心经营，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积累了足够资本，出资创办票号蔚长厚，由其孙毛履泰经营。

李箴视

李箴视(1811～1882)，字允明，平遥西达蒲村人，为日升昌票号第二代财东。其“祖先以陶朱术起家。”李箴视“生而颖异，好读书，明大义。”道光六年(1826)，十六岁时，父亲李大全病故。其时日升昌票号还处于初刨期，大掌柜雷履泰与二掌柜毛鸿翙因意见不配合产生倾轧。一次，雷履泰染病，李箴视听从毛鸿纲的建议，让其回家养病，雷回家后要往各地发信，意欲收撤票号分庄。李箴视知道后，赶忙劝止，情急之间，以至下了跪，才使雷履泰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后来毛鸿翙被迫出号，另就蔚泰厚。

李箴视“秉性忠厚，持躬俭约，间静寡言，朴诚无文”，深为雷履泰倚重，以至使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票号创始人，将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票号事业，给达蒲李财东家带来了滚滚财源。

道光中后期，李箴视执东的日升昌票号以及东如升、如升大等商号均获利丰厚。李箴视兄弟遂在西达蒲兴建了中院、东院、西院，南院四座三进大宅院，每处都是前厅后厦，雕梁画栋，厅榭互映，楼阁相望。大门外有拴马柱、下马石。并自成一堡，人称“李家堡”。

咸丰初年，因南方太平天国起义，李箴视与日升昌第二任大掌柜程清泮审时度势，迅速收撒南方分庄，裁减人员，使日升昌票号避免了巨大经济损失。后清政府因财政拮据，遂采纳惠亲王等的建议，让商民捐铸火炮。旧志称“性好善，薄资材，乐施予”的李箴视，一次捐银四千两，三弟李箴言二千八百两，兄弟俩的捐银竞可占到平遥商民捐银总数二点三八万两的四分之一还多。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朝廷，李箴视一家“封赠三代”。后清政府又开办捐职事宜，李箴视又为其曾祖李占殿、祖父李文督、父亲李大全捐得“知府加四级”职衔。二弟李箴听捐了武职副将衔，李箴言捐了盐运使加二级，“箴”字辈以下“五”字辈中人也多有捐职。据不完全统计，捐银总数高达二万两之多。公元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修纂《平遥县志》，李箴视以“李崇厚堂”名又捐献白银六百八十两。

到李箴视晚年，李氏宗族走向鼎盛时期，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在全国各地设分庄三十余处。日升通、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四大钱庄，在平遥古城左右市面。东如升、如升大、口升祥、日升庆等商号铺店互为照应。这些票号、商号的利润，真似“财如东海常流水”地将达蒲李家送上三晋大财东的豪富宝座。

程化鹏

程化鹏，著名茶商，山西忻州人，自幼聪颖过人，从小在归化(今呼和浩特)习商，经商颇具魄力，且善分析商情，捕捉战机，一举成功。咸丰初年。中俄贸易前景看好。他就由内地加工贩运茶叶及棉布、绸缎、器皿等抵西伯利亚转售俄国商人，大获其利。

当时，中俄已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双方在此均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中方由理藩院派遣一名监视官进行管理，清廷对华商入恰克图贸易规定极严：凡入市贸易者必须持有张家口衙门报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无票不准入市。若无票入市，则视为走私，除没收其货物还处以苛刻责罚。信票的使用，也有规定：一张信票，只准十人、二十辆货车进入市场。且只准使用一次，用毕缴回，以旧换新，再行贸易。俄方茶叶需求量大，茶贸一业获利颇丰，山西茶商趋之若鹜。后来者领不到信票。便以入蒙经商为名，几经辗转周折，暗地里将茶叶、布、绢等转售于俄国人，提心吊胆地干着“走私”的买卖。这不仅要承担很大风险，而且一些贪官污吏也常以“走私”罪名，趁机敲诈勒索。

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山西汾阳商人朱成地在中俄边界与俄商贸易，以茶叶、布匹、绸缎、器皿等货物折换骆驼、马匹，因无信票。依“走私”论处，结果他用二十车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换来的十二峰骆驼、一百二十匹马、十六头牛全被官府没收。类似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知，这种以旧换新领取信票的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山西茶商在恰克图独帮经营对俄贸易的特权，但却严重遏制了山西茶商的发展，致使从雍正到咸丰初年相当长的时间，赴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有五六十家。

程化鹏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一规定的弊端，及山西茶商蒙受的损失，毅然赴京上书理藩院，详陈华茶出口之利，然后着重列举领取信票制度的“病商业、损国课”的种种弊端，并指出这“大非国家保商裕饷之本旨”，请朝廷放宽贸易规定，允许更多茶商赴恰克图与俄国人直接贸易；同时要求明确规定税则。清廷认为，程化鹏所奏，既可清除吏役对商民的勒索，安定商民情绪；又可增加国货输出，以利征收税款，增加政府收入。于是咸丰皇帝批曰：“准行。”从此，归化、多伦衙门都可承办发放信票，且允许茶商在归化设肆，将茶叶运至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国人直接交易。于是山西茶商蜂拥而至。清廷为嘉奖程化鹏上奏之功，还特准其代发信票。由此，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迅速翻倍，增至一百二十多家。茶叶销售额亦逐年增加，由年输出额六百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万卢布以上。程化鹏之举，不同凡响，并为山西商人开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赞赏，被誉为“商家领袖”。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同治初年，沙俄与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而章程》等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天津诸海口通商特权及减免关税待遇。此后，俄国商人长驱直入，侵入我国内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学会了制造砖茶，在湖北产茶区建立了茶厂，直接收购加工茶叶，通过货轮运输回国，不再与恰克图的山西茶商交易。其时，山西茶商茶叶加工技术和运输工具均落后于俄商，而运输又须经过数十道关卡，所付关税还大大高于俄商，故根本无法与俄商竞争。山西茶商纷纷破产，勉强维持者也赔累不堪，延至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山西商行只剩4家苦苦支撑。己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晋商凋谢恰克图的惨状危及到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在此关键时刻，程化鹏和余鹏云、孔广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起，力挽颓势。他们请绥远城将军裕端转呈朝廷，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奏请减轻山西茶商关税。若以这一奏请行事，不但晋商能起死回生，且对维持清廷经济基础大有裨益。清廷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批准了程化鹏等人的请求，关税由每票(约12000斤)五十两减至二十五两，并下令取消一切浮费。程化鹏等为山西茶商争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晋商迅速重返恰克图。程化鹏还和不少茶商深入俄国境。内，建立分号，开展贸易，与俄商争夺利源，一比高下。同治八年(1869)，晋商从恰克图出口茶叶十一万担，与俄商从中国内地贩出量持平。此后逐渐超过俄商。如同治十一年(1871)，山西茶商从恰克图输出茶叶增至二十余万担，高出俄商从中国内地输出量近一倍。程化鹏等为晋商争气，为中华民族争气，敢于率众与俄商抗争的精神不厘湮没，程化鹏本人也在晋商经商史上留下了一笔辉煌。

冀以和

冀以和(1831～1900)，票号资本家，字达堂，号蔼一，山西省介休市北辛武村人。冀氏家族经商由来已久，冀以和是第十八世主东，是使冀家商业资本发展到鼎盛时期，而又濒临彻底衰亡的一个关键人物。

冀氏家族原籍临晋县，其远祖于宋代迁居邬城店村，后又分居北辛武村。其商业活动，开始于明代正德年间第十世祖冀忠。由于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因此，冀家商业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本县到外县，外省，一直向前发展，久盛而不衰。经过几世的长期经营。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第十五世冀之瑜时已经聚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主要经营绸缎、布匹、京货、茶叶、钱庄、典当行等。其商号除在介休、平遥、祁县、太原等本省一些地方开设外，又发展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山东、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共有一百多个。到乾隆、嘉庆时期冀以和的父亲第十七世冀国定时，仅家庭积累一项就达到三百万两银子，是晋省几个大商业资本家中财力较雄厚的一家，其走南闯北，东贩西销，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冀以和一共兄弟五人，他撑行最小，他的父亲于道光十八年(1828)去世时。家财由其母马氏掌管到咸丰初年(1851)才主持弟兄们分了家，但开设在平遥县的乾盛亨布庄、介休张兰镇的乾盛晋钱庄、祁县城的天全茶庄以及这几个商号分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庄没有分开，仍由弟兄们合伙经营。当时冀以和年仅二十多岁，但却最为精明能干，善于结交朋友，理财之术尤胜诸兄。因此，便成为冀氏合伙经营商业的主东，在其主持下不到几年，果然使商业资本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看到当时已经盛行的山西票号盈利甚巨，觉得开办票号营业有利可图，于同治三年(1864)，便将乾盛亨布庄改为票号，专营汇兑和存款放款业务，总号设在平遥县城内，并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西安、昆明等大城市及四川、河南，山东、湖南等省设立分庄。为了便于组织和指挥贸易、金融活动，他本人常住北京分庄坐镇，并在北京设立公馆，大结京城和各地豪商巨户和清政府一些大官僚，以作为票号发展的支柱。因此，在很短时间内，钱庄票号的汇兑存款，放款业务便大大活跃起来，其他商业贸易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为了提高他的声誉，更好地开展商业金融活动，他也深知做官为宦的重要。因此，虽然他连个秀才也没有中过，但通过与大官僚们的交往，花了些银两，捐了个官衔，为军功议叙府参将，军功议叙知府一品，封殿荣禄大夫赏戴花翎候选道台。这个官衔虽非实职，但凭着它更加强了他的活动能量，对获取巨额利润聚敛大量资财更为有利。因此，在同治末期，光绪前期，冀家商业资本便发展到鼎盛时期。特别是钱庄票号业务，在当时几乎“汇通天下”。

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步步深入，消政府逐渐走向腐败没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也面临着种种危机。光绪八九年间(1882—1883)，乾盛亨票号首先遭到一件公案的影响，几致倒闭。这件公案是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伙同云南几个官员侵用公款，将款汇至京城取用；而乾盛亨票号云南和北京分庄，正是这笔钱的过局，使其声誉大损，再加上当时其他票号有的也发生类似案件，冀以和预感到前景岌岌可危，十光绪十一二年间(1885～1886)，对票号进行收缩。但因存放款涉及到好多官僚大户，存款要取走，放款收不回，最后决定把外欠款欠在平遥总号账上，欠外款20多万两银子都在平遥总号提取。但总号没有那么多银两支付，一时间形成挤兑，于是派人到北辛武村找东家冀以和，冀以和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告来人派车到北辛武村家里拉银子还债。第二天平遥总号派了五辆大车在北辛武村拉了一天元宝。这件事轰动了平遥城，人们都说乾盛亨冀东家开了银库了。波动后各地又继续经营下去，但其营业却不如前，同时，冀以和本人也进入老年，年轻时的锐气已减，精力逐渐转移在家乡兴建住宅等方面，商务金融活动多由各商号经理经办，本人渐少过问。待家乡住宅及园林落成后，住进了新居，尽情安乐。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是冀以和的七十寿诞，他所经营的全国各地商号及远近大小官僚前来为其祝寿，其乐无穷，但这已是冀家表面繁荣和回光返照走向没落年月之时。寿事过后不久，兴尽悲来，冀以和病卧床头，病情逐日加重，六月初二去世。而冀氏各地的商号也于当年的八月开始，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社会大乱中，有的商号被烧之一光，有的被抢劫一空，失落得不可言状，最后在众多存款户的逼迫下，冀氏倾家荡产，还清了债务，走向没落。

冀以和年老回归故里后，在地方建设方面有所成就，曾在其家花园开办私塾，名“登瀛文社”，招收秀才免费入学，深造培训了一些人才；并把北辛武村里的七座庙宇进行了补修，落了个乐善好施的名声。最突出的是补修真武庙时，在院中轴线上新建了一座琉璃牌坊，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工艺精巧，集介休当时名产琉璃烧造艺术于一身，是三晋稀有文物。

宋聚奎

宋聚奎(1847～？)，平遥梁赵村人。幼好读书，因家境贫寒，弃学入蔚泰厚票号。光绪初年，湖南分号被一饶姓人倒下疲账甚大，官司告到省府，然虽有责饬，仍未收回。平逼总号便派宋赴湘追讨。面对众皆束手状况，宋道：“饶某神通广大，如想在湖南要回款项，诚恐难乎其难，非到两江总督衙门去要不能成事。”众人听了，甚为赞成。公推其为首领，赴两江总督衙门上诉。前后达七年之久，终告成功。从此甚为总号青睐，声名大振。后调往汉口，总领南省业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宋在号中人力股已达九厘，位居副经理之职。时蔚泰厚盛京(今沈阳)分号赵某放出疲账二十万两，难以收回，吓得连平遇也不敢回。总号又调其赴盛京收结账款。宋因身体状况不好，恐怕难以胜任，拒绝前往又感对不起东家。正在此时，其昌德总经理宋聚源(聚奎之兄)正好巡视分号到达汉口。征求意见时，其兄道：“号事为重，应尽之忠，不及顾身”。到盛京后，宋不避艰难，多方交涉，使疲账很快收回。时慈僖太后欲创办票号，便密遣铁路总办冯莘姹找宋，让其出任总经理。宋以有病难以胜任为由，未予应允。光绪二十二年(1896)带盛京分号赵某回到平遥时，总号为收回疲账搭台唱戏，予以庆祝。后因病辞号回家静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官办浚川源银号经理乔世杰、四川省布政使许涵度、川边大臣赵尔丰等，筹集白银二十六万两开办宝丰隆票号。乔世杰请其出任总经理，宋以体弱为由推辞。乔与宋为莫逆之交，直言道：“我们所请者，不独因兄才高，且为老练”，恳请宋成全。宋应允后，招进伙友三百余人。对有才能的人，宋不惜大股重聘。在全国各地设庄十六处，西南地区远达雅安、康定、西藏拉萨等地。业务多来自官方，生意量大，盛极一时。宣统二年(1910)，清算大账时，除撇疲账外，每股开红利银二千六余两，在当时初帐而能开利的票号仅此一号。后因劳累过度，不久病逝。

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平遥源祠村人。自幼好学，因家道中落，入钱铺学徒。清同治七年(1868)，经同乡曹惠林介绍入介休北贾村侯氏的蔚丰厚票号。以才干渐为主事者器重，先后主持该号北京，上海，汉口分号三十多年。曾倡议各票号合组大银行，是山西票号的一位改革家。

李宏龄精通票号业务，对顾主讲信义、颐大局，又善于掌握行情，灵活行事。光绪十九年(1893)，他由京赴沪，途经扬州时，恰遇总号电示，扬州分号不得收上海之银。他判断，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图，便予照收。年底结算，获利三万多两白银。他到上海后，市面银市疲惫，生意清淡。经了解，是伙友对官款汇兑业务不熟悉所致。他便对伙友进行训练，使上海分号的生易日益兴隆。二十四年五月，奉调至汉口主持分号。刚到任，便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收回，并暂停放款。八月，汉口遭战乱，伤数千人，烧毁货场房舍无数。一些票号因放款无法收回而受到损失，甚至歇业。而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因他的举措得当，未受损失。二十九年，又主持北京分号。当时市面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人们纷纷提兑现银。面对困境，他出面联合同业，筹集巨款，保持了市面稳定。(www.daowen.com)

票号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只贪分红不重积累、不思进取、腐化营私、从业者素质下降等等。同时，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逐渐渗透，与票号争夺汇兑业务。国内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始也出现多家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官办或商办银行。金融业竞争激烈。面对这种局面，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李宏龄联络京都票号同仁，几经合议，以京都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和京都平(遥)帮票号名义分别向祁太平三帮和平帮总号发出第一封信，随后又连续数次致函，力陈缘由，向总号总经理们建议，由各家共出资本，并另集股本，合组一大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他推荐祁县票号资本家，曾到过日本的渠本翘为银行创办人，主持其事。

李宏龄的改革建议，遭到票号内部守旧派的反对。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即大不以为然，竞谓“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办银行之议于是遂罢。

一九一三年，李宏龄辞归故里。课孙之余，翻捡旧稿，将其任职时往来信函汇编成卷，成《同舟忠告》与《山西票商成败记》二书，后自费石印传世。一九一八年李宏龄病逝于平遥故里。

李顺廷

李顺廷(1857～1917)，祁县北梁村人。出身寒微，迫于生计少年时即单身走口外，在旅蒙商大盛魁当了店员。由于本人勤劳朴实，工于心计，肯钻研，善学习，从普通店员一直熬到经理位置。其时正值各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势力纷纷侵入外蒙古市场，形成竞争，大盛魁在外蒙古市场垄断地位发生动摇。在李顾廷运筹下。大盛魁在内地增设小号，广辟途径，开印票帐，维护了商号利益。并毅然蠲免了财东们在商号随意食宿和强送子弟入号等无理要求，因而与财东矛盾加深。辛女革命初，股东们提出由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段履庄接替其职务，他目睹当时世事纷纭，大盛魁亏损太甚，人心涣散，知大势已去，不可强为，乃请求退出商号。嘱其家人“死后与商号一次结清。不必等三帐”(按大盛魁规定；经理死后，有三个帐期的分红权益)。

李顺廷任经理期间，正值国家主权丧失，列强瓜分，沦为半殖民地时代，大盛魁在蒙古之商业垄断地位江河日下，他企图力挽狂澜，匡扶败局。惮精竭虑，亦颇不易。民国初年李顺廷出资接垫了绥远兴盛隆铁铺、永合堂药店，在包头亦有联号。还在老家建造了颇具规模的园林式庭院，号纯一堂。于一九一七年病故。长子联现从业于太谷曹氏励金德；次子联珉入祁县大德诚茶庄；三子联琨(字琢如)就业于祁县大德通票号；五子联珂，体弱多病，在乡料理家务。李氏兄弟以祖遗资产相继创设祁县祟信棉花店、太谷永通川石油化工店，祝顺西珠宝饰店，广云集糖业杂货店、榆次联成店，天祥聚杂货店、河北行唐县隆兴达布店、北京义生元粮店等。

李氏商业起步较晚，未习染旧式商号陈规陋习。不保守，有朝气，经营有方。短短的十数年间其商号分支辐射到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成都、重庆、内江、西安等大中城市，总资产值达百万(银元)之巨。他们思想开明，乐为乡梓效力，一九三○年先后投资四万银元，从十里以外的南山山麓，填沟开渠，引水源入村，使丘陵旱地变为可灌溉水地，并惠及相邻的北团柏村。本村坡早地土壤结构较好，保水性强，历来群众有种沙果、槟果的习惯，李联珂等由河北、青岛等地引进苹果、梨、桃等优良品种试种成功，在乡民中推广。李氏自种的三十余亩收获甚丰。新中国建立后，即以此为基地。确定建成山西省果树研究所。三子联琨，在祁县商界威望重，有声誉。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祁县后，在危急存亡之秋，不顾身家利害，用家产物资供给八路军，并以其在商界的特殊地位，组织爱国人士，筹集资金与布帛、医药用品，运往后方，以支援八路军。一九四○年秋被日军兵抓捕，残杀于平遥县城。同年，李联珂因悲愤过度，脑溢血而亡。李联珂受家事重负(商号受侵略者掠夺，萧条衰落，濒于倒闭)，国事忧愤两重压力心理负担过重，于一九四四年服安眠药自杀。至此，曾以商界后起之秀的李氏产业，终于在日本军入侵后一蹶不振，家道中落，流亡外地。

梁怀文

梁怀文(1857～1942)，平遥王郭村人。十九岁入日升昌票号做生意，以勤谨能干，深得郝可久、王启元两任大掌柜器重。光绪十八年(1892)，京师分号老帮(经理)张兴邦回平遥总号任大掌柜，梁怀文出任京师分号老帮。在京十数年，巩固并拓展了票号业务，在商界中极有声望。

光绪末年，梁怀文回总号任二掌柜之职，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日升昌票号各分庄之间。每到一地，详察号章号规，细检逐项业务。对违犯号规者严惩不贷，对勤恳敬业者予以体贴。因此伙友对其尊称为“巡边老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兴邦去世后，财东李五典、李五峰为在票号内支取银两方便，起用了号内资格较老的郭树柄任大掌柜，梁怀文仍居二掌柜之职。郭树柄任职后，李五峰、李宗靖(李五魁之子)等经常到号随意支取银两，梁怀文多次制止，毫无效果。无奈之下，民国二年(1913)，梁怀文只好以“年迈腐朽，不利号事”为由告辞离号，回家休养。居家之时，梁拿出自己银两开河引水，灌溉全村土地，并独资挖掘甜水井，供村民食用。

民国三年(1914)农历九月初一，北京日升昌分号老帮侯垣，因为祁县合盛元票号担保受牵连，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平遥，遂招致日升昌北京分号、平遥总号及达蒲李财东家被查封，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此时的郭树柄也吓得躲藏起来。日升昌外地分庄纷纷倒闭。消息传来，梁怀文为解救票号急难，自告奋勇，到京投案。经县署批准和李财东委托，梁怀文携伙友三人往北京交代账目。到京后，受到商界和众债权代表的欢迎和赞成。梁怀文将日升昌票号内情开诚布公和殿托出，很快得到债权人的同情和谅解、北京地方审判厅和当时中央政府司法部也同意暂免破产。由梁怀文负总责，以账还账。于足梁怀文遂成为日升昌票号大掌柜。从民国四年(1915)到十二年(1923)，债务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李姓财东不再为专东，债权人也成为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仍由梁怀文负责经营票号业务。此后分庄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余全部收撤。民国二十一年(1932)，日升昌票号改营钱庄。虽仍保留日升昌牌号，但七十五岁的梁怀文也告老还乡，从而结束了其长达六十余年的票号生涯。

牛允宽

牛允宽(1870～1936)，清末民初著名的旅俄商人，原名牛映星，字允宽，汾阳县大南关人。牛允宽以经营大宗皮毛为业，他在莫斯科、恰克图等地开设的贸易中心——“壁光发”，生意兴隆，经营豁达有方，盛极一时，对发展中俄，中蒙贸易有一定贡献。

牛允宽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牛洵是满清秀才，以教书为生。允宽兄弟五人，他排行为长，幼年只念过一两年义学。少年时代，为谋生和赡养老幼，便跟随一田姓亲戚旅俄做生意，学会了珠算、心算、经营管理和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自修熟读四书、五经。后因性情耿直，被掌柜所辞退。牛允宽少有大志，有胆识和魄力。他目睹国力衰微，产业凋敝，暗自发愤，不久，便独立谋生。那时出国经商，全靠步行，万里迢迢，跋山涉水，足踏戈壁沙漠，露宿荒原草地，爬冰卧雪，历尽艰险。他走遍了俄国各地，了解了许多民情风俗，学会了许多俄国少数民族语言，勤奋求学，艰苦创业，始而小本经营，后来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等地都开设了贸易中心，统称“壁光发”，俄文为“牛”的意思。

牛允宽精通经营之道，又善于组织团结中外同仁，齐心协力搞事业，生意日渐兴隆，经营有方，信誉日增，曾在旅俄华侨中盛极一时，成为经营大宗皮毛的富商。他曾远游波兰华沙、格旦斯克，德国柏林、莱比锡，日本东京，进行皮毛和茶叶交易，偶尔也回我国东北经商。他所经营的货物均有铅字印牌，确保质量，以示负责。“壁光发”在国外极负盛名，远至欧美，与英、美、法、德也均有贸易关系。

在国外创业后，他曾于一八九○年携带金银回乡探望父母。岂料正值花甲之年的先父牛洵，见儿子发财回家，竟乐极生悲而暴卒。尔后，他曾几次回国，先后携带三、四、五弟和同乡亲友到国外。五弟映奎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曾任中国驻俄使馆官员，参与俄皇加冕，有《马铃薯酿酒》等译著。

牛允宽在国外与俄国少女梁立雅结婚。曾携眷回国，并在国内一同生活。在国外生有二子，长子格列实在美国，次子格列卜在前苏联德华洋行做事。晚年，牛允宽回国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继续以牛裕如的私人名义经营皮毛业，即“伊壁光发皮毛公司”。

一九三六年，牛允宽患脑溢血病故，终年六十六岁。俄文报刊登出消息和讣告后，许多中外人士纷纷前往悼念。灵枢运回家乡安葬时，途经太原设祭，祭者中有冀贡泉、张剑南、崔镇岳、田普霖等名流耆宿。运抵汾阳时，迎灵祭祀者络绎不绝，途为之塞。牛允宽艰辛创业，为发展中俄、中蒙贸易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晋商，更是一位爱国华侨，因而备受后人推崇。

贾继英

贾继英(1875～1944年)，字俊臣，祖籍榆次郝家沟。父贾文明，人称“贾秀才”，家贫，依亲家迁居六堡村。继英生于六堡，从小受父亲教读，后入私塾。及长，继英进入“大德恒”票号学徒，掌柜知他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商号叫“跑外的”)，常驻太原，社会交往日广，在省城太原逐渐有了声望。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嫔妃、亲王和一班文武大臣以及护驾兵丁共千余人仓惶出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经徐沟到祁县时，行宫设在“大德恒”总号，受到该票号的隆重接待，沿路用红绸缎作地毯直铺到票号，慈禧太后甚为满意。从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或面晤或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慈禧太后也将沿路收刮的银钱陆续存入大德恒票号，使票号获利颇多。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特诏贾继英进京，御赐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当时本银为四百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银行资本已增至一千万两，遂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任行长。

辛亥革命后，贾继英为“晋胜银行”行长，并代办“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民国十五年(1926年)设了“斌记五金行”，贾继英仍任经理。民国二十四年(1935)，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实物十足准备库”，由阎锡山亲自兼督理，贾继英任经理。准备库规模很大，发展迅速，“七•七”事变时，财产已达到一千万元之多，它是阎锡山对山西经济的“垄断库”。

民国二十五年(1936)，贾继英目睹到时局岌岌可危，辞去经理职务。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贾继英决定西行避难。贾继英一到兰州，在兰州一带的山西商家纷纷登门拜访，传递信息，致使他很快热悉了当地情况。当年冬，适逢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行长病故，贾继英即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出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并兼任大西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此外，还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患肾炎病故于兰州，时年七十岁，葬于兰州市南玉泉山麓。

宋继宗

宋继宗，又名启英，字隽臣，光绪四年(1878)生于榆次大张义村。其父宋宝森在古北八沟(平泉县境)，经营独资企业“吉大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病逝。年龄刚到十七岁的宋继宗继承父志，到塞外惨淡经营父亲留下的独资企业。

青年时代的宋继宗，在经商策略上有独到的见解，主张商品要勤进快销，薄利多销，并继承了晋商传统，讲求信誉，以质取胜，遵守商业道德，一入商界便崭露头角。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在发展商业上，依然采取明清时代晋商建立连号的做法，像祁县乔家复字号那样，逐步在榆次县城发展宋家吉字号的独资企业。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陆续办起吉泰隆、吉泰公、吉丰厚、吉丰成、吉履谦、吉履恒、吉玉恒、水吉当、吉生庆等十个商业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了粮、棉、油、绸缎、布匹、百货、木器、典当、钱庄等各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城乡人民吃、穿、用的主要方面，成为清末民初榆次的晋商巨子，并于一九二一年被推选为榆次商会会长。

宋继宗经营商业，思维活跃，很少有保守思想，面对市场变化和需求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在石太铁路修建之时，他就预测到随着铁路通车，榆次北关将成为繁荣的货物集散市场，于是及早动手，从道北街购得廉价土地，修盖货栈的库房，并开辟了北关的粮食街和栈房街，把吉泰隆货栈和吉泰公粮店迁入两街，扩大规模经营，适应了市场的需要，被誉为“预见在胸、别具慧眼”的商界先觉。

宋继宗开设十大吉字号，形成自己的商业群体后，并没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他放开眼界看市场，当他看到外国商品源源流入我国，就萌发了通过股份制合资形式，建立代销美孚煤油公司煤油业务的设想。于是民国八年(1919)与榆次张治文、高寿蛮、清徐王捷三合伙，成立了榆次义聚煤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外商美孚煤油公司签订了包销煤油的协议。为了打开煤油市场，一方面安置储油设备，一方面派出人员，分赴太原、忻州、汾阳、离石、寿阳、阳泉、平遥、介休、交城、太谷、洪洞、赵城等省内县市设立分支营销机构，就近组织销售；并在天津、石家庄扎庄，进行跨省区经营。为了融通购销资金，公司还建立和记钱庄，进行融通协调，从而使桷次义聚煤油公司成为覆盖面广、赢利颇丰的销售大户，每三年结账分红，每股都可分得三万至五万余元。

宋继宗通过义聚公司与外商接触，一方面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强大，另一方面也觉得为外商推销产品是为外人开辟中国市场，外方得大头，自身得小头，自己虽得到蝇头小利，但对民族有损无益。从这些实际体会中，宋继宗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产生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当然，宋继宗在经商中孕育产生出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鸦片战争到辛女革命之后，在我国已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我国经历洋务运动之后，晋商中的先觉者渠本翘等也开始建立双福火柴公司等民营企业，特别是成立设在阳泉的保晋矿务公司，夺得了与英商争夺采煤权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给宋继宗以积极的启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用以兴办自己的现代工业，他积极支持胞弟宋启秀、儿子宋祖诒到日本留学深造。当其弟宋启秀从日本神户工业专业学校学成归国后，于一九二三年又以其弟名义，积极倡导兴办魏榆电器厂，即后来的榆次电灯公司。兴办电灯公司与其推销煤油，本来是一对矛盾，发展电力照明，显然要取代煤油灯照明，会给煤油销售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发展火力发电，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也需承担一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宋继宗勇于牺牲局部利益，敢于承担风险，他拿出资金的百分之五十，发展现代电力工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义举，使榆次县城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就用上了电灯照明。

宋继宗支持地方近代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他看来，晋中作为产棉区而没有现代的纺织厂，影响到棉花的加工增值；晋中作为产粮区而没有现代面粉厂，影响到米面的加工。为了和源源涌入的洋布、洋面抗争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在家资殷实致富后，不是大兴土木，营房造屋追求享受，也不像明清晋商那样，把钱继续投向商业，而是勇于投向民营工业企业的发展。他与邑人金融界巨子贾继英等一起，积极发起建立民营晋华纺织厂，参与建厂筹划，深得英籍工程师的赞许。为了充实办厂股金，他以金、生、利、贸、玉、福、垫、刚八个户头，共投资一百九十五股，为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厂方有关规定，宋继宗发起建厂，躬与其事，本应为永久性董事，但他却主动谦让他人，功成身退，表现了不同凡响的雍容大度。一九二一年兴办榆次利晋纺织有限公司，总投资十六万元，宋氏即投资七万元，占到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二九年，宋继宗还积极倡导成立魏榆面粉厂，在十三万元的总投资中，宋氏一家即投资三点九万元，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三十。由此可见，榆次近代民营工业的发展，宋继宗一诺千金，功不可没，以光辉的行动，实践了他的思想和诺言，也标志着他作为晋商已逐步向民族资本工商业家的转变，

宋继宗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尊师重教、注意人才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上。正如他所说，“广积智能够广积资”，把智能培养放在了富国强民的突出地位。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故里桷次大张义村，资助办小学校，吸收村里子弟读书，学校除设语文、数学和修身等主课外，还设立珠算、书法和武术课，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和健康体质。对于学校每年的毕业生，凡属优秀者，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保送到宋氏兴办的企业学徒。一九二一年，宋继宗还在大张义村设立半工半读性质的女子学校，动员本村姑娘媳妇到校学习，上午学文化，下午学纺纱织布技术，每月还可发三到六元的补贴，深为邻里称道。为了培养工商业会计人才，宋继宗支持其弟宋启秀在榆次北关寿安里，开设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征购地皮，修建校舍，延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史克让、范新三等名师任教，不仅培养出新式会计人才，开创了榆次私人兴办职业教育的先声：而且职校毕业的学生有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建设骨干。

综观宋继宗的一生，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经商到一九三一年病逝，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除入股经营的四个地方工业企业外，全盛时期，他的独资企业和义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达到五十三处，店员职工达到一千零七十一人，所获利润，折合白银达到六十二万余两，商品行销大半个中国，北至黑龙江，南至长江两岸，东到京、津、沪，西到甘肃兰州，影响可谓深远。当然，宋家从事工商业，由于受“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挤并而走向衰败。但是宋继宗在清末民初所表现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积极协助创办地方工业的实际行动，以及在商品流通中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敬业开拓精神，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