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是我国首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有搏阃为煜聰之称。财东是平遥西达薄村李大全，后同李箴视、李五典主持。原始资本股银三十个，人力股三十个，中期数额三十万两，歇业时数额三十八万二千八百两。年汇金额一百万两至三千八百万两，历经一百年，创造收入累计达一千五百万两。于一九二三年改营钱庄业务。历届总经理分期是雷履泰、程清漳、郝可久、王启元、张兴邦、郭村柄、梁怀文。

经专家考证，日升昌票号创立时间最早，延续年代最长，网点分布最多，经营管理之善，经济效益之好，凝聚了晋商文化之精髓，开辟了时代金融之新径，实为中国第一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最早的票号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清道光二年(1828)，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自此，专营汇兑业务的我第一家票号便诞生了。

一、西裕成颜料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财东为平遥西达薄村李家，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商业字号——西裕成颜料庄。当时，经营颜料是平遥商人的第一项主要生财之道，他们以平遥为根据地。并把经营的脚步迈向北京、天津等地，并在北京形成行业垄断、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在西达薄村设立加工的手工作坊，先在平遥的西大街路南设立总号，后又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设立分号，由于自产自销，产销兼营，所以生意一直很好，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北京设立了分号，还相继在四川、沈阳、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号，到嘉庆年间、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店，以其规模大、资力雄厚而列众商之首。

二、采用拨兑承办捎银两。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老家捎些银两，这些银两同时也都是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同时也常出差错，颇感不便。为此，深有此体验的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决定采取拨兑承办捎银两，即：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至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取现银。起初，这样捎银两不过是些亲戚朋友，两城拨兑也不出什么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

三、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通过受拨兑捎钱的启发，西裕成的伙东们都感到这种生意获利多。如广为开展，由往家乡捎些银两，发展到为商业往来、为官府和民众汇兑，必然生意兴隆，能获大利。这时，西裕成颜料庄已具奋办号的条件，一是财势和信誉，二是有干练的人才。特别是第二个条件，在众多的山西商人中，唯独李家所独具。因为摩下有一名出类拔萃的人才——雷履泰。雷履泰在乾隆三十四年(1770)出生于平遥县细窑村。在家子弟，从小读书，聪明好学，学识超群。因雷父受当时“弃儒就商”社会舆论的影响，再加上家境不算富有，就让雷履泰当了西裕成颜料庄的学徒。雷履泰入颜料庄后，勤苦耐劳，很有才华，干什么成什么，因此深为经理所器重，很快成了先生，第二副经理，四十多岁就担任了西裕成颜料的经理，并成为众商的头面人物。除雷履泰外，还有第一副总经理毛鸿期，第二副经理程清泮等，都是些善于运筹的干练之才，所以说西裕成人才济济。清道光三年(1823)，雷履泰根据提兑中积累的经验和社会的需要。与东家说定，由李东家出资三十万两，将西裕成字号改为日升昌，由经营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票号，从而在世界东方伟大的中华民族国家里，产生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汇兑机构。这是有唐以采，中国汇票经验的继续和发扬，是一代风流人物把汇票由兼营引向专营的创举，它使整个国家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开辟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西裕成改为日升昌，一方面标志着新的营业途径的开辟，另一方面寓意着汇兑业务繁荣昌盛。“日升”之意是旭日东升，普照大地，万物复苏，“昌”则喻一繁荣昌盛。

日升昌是连续年代最长的票号

日升昌票号从清道光三年(1823)年创办建号，到发展壮大、繁荣兴旺以及衰落倒闭，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代皇帝和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整整二百年，长达一个世纪。

一、日升昌票从创办到咸丰年间，是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营业务以汇兑为主，存放款则寓于汇兑过程之中。经营对象则是以工商铺户为主，声要是山西商人的汇南米邦、丝邦、盐商，还有零星的小商小贩，也有官司吏，但为数不大。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总经理雷履泰深入调查了晋中商人所经营的药材、茶叶、棉布、绸缎、京文杂货等进货点，选派了些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在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设庄，与这些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此处交款，异地取钱，手续既简便，信用又可靠。这样一来，不但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票号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的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邦、丝邦、盐商等也多和日升昌票号打交道。于是，日升昌票号业务蒸蒸日上，同它交往的人涉及到各行各业，真是门庭若市，一片兴旺景象。特别是咸丰年间，我国商业发展很快，日升昌票号的业务量也很大。据日升昌清江铺、苏州、江西等四家分号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汇兑收交统计，收汇款达六十九万三千九百六十七两，交汇款数达六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八两。

二、从咸丰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日升昌的又一个发展时期。主要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公行，社会动荡，盗匪丛生。为了避免鸦片贩子、走私商人，都与票号发生了关系，从而使票号的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以工商铺户为主，向官吏、豪绅和工商铺户并存转变。尤其是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捻军革命之后。官府与票号的关系更加紧密，凡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周转以及卖官爵钻营行贿的赃款，也都由票号过局。这个时期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据公元一九○六年时对日升昌票号十四个分号汇兑统计，收汇款高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干六百六十两，交汇款达一千五百八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四两，日升昌票号的汇兑额扩大了，基础规模也更扩大了。一纸汇票一到，十万、一百万的现银立即到手。于是信用显赫，远近闻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由京逃陕，路经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是主要筹款票号之一。为此，山西巡抚岑春煊给日升昌送了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另外，洋务运动中，日升昌票号与近代工业企业挂钩，为近代工业发展乃至推动社会进步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三、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同时由于受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侵入，国内银行的建立以及清政府垮台和两次革命的影响，日升昌票号设在南方的网点(日升昌票号的网点主要设在南方)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样一来，兴隆显赫的日升昌票号便一蹶不振，财东李玉峰被迫躲到大女儿家。最后，由梁怀文组织了日升昌的一些干练伙友，到各分庄清理债务负给债主，到一九二三年，零星债务已清理得差不多了，搁浅数年的日升昌票号易主改组，仍用日升昌名义开设钱庄。

四、日升昌票号网点设立最多。日升昌票号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据资料载，主要有北京、天津、济南、太原、保定、青岛、烟台、曲沃、西安、镇江、杭州、宁波、蚌埠、芜湖、南昌、九州、福州、汉中、三原、开封、郑州、上海、苏州、扬州、厦门、汉口、沙市、宜昌、长沙、湘潭、成都、重庆、万县、广州、汕头、琼州、九龙、桂林、梧州、昆明、贵阳等。这样日升昌票号的触角几乎伸到了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据说，日升昌当时在各地分庄挂的招牌是“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

日升昌善于经营管理(www.daowen.com)

日升昌票号在其经营历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据现存资料记载，较为完整的有：

一、资本结构。日升昌票号的资本，初创立时为三十万两白银，歇业时发展到三十八点二八万两。这是正本，是股东人合约的投资，亦称银股，没有股息，享受红利。另外还有副本，副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友遇帐期，由分红中提高一部分存入号内，一般称作“统事”或“获本”。统事，获本不分红，又得利息，不能随意抽取。二是票号东家的存款。以上两项，构成票号副本的重要内容。这是潜存于票号正本之外的资本，这种副本随着票号年代的推移，愈是营业获取利，其资本愈益雄厚。日升昌票号正本只有三十多万两，两副本就有二百多万两。

二、票汇规定。日升昌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这就要求对汇票的书写和防伪等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规定有专人书写汇票，其字迹都要通报各分号和联号，二是规定了一种以汉字作为代表的暗号为代码；三是汇票纸必须印有“昌”字以防伪票。除此，为保持商号的信誉对汇兑时间、汇兑平色都有严格的规定。

三、汇款问题。日升昌票号平常计算汇费，则以两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淡旺，月息之大小，路途的远近作为估定的标准。一般汇费是承汇额的百分之一以上，存款月息是二，三厘，放款月息是七、八厘。

四、报告制度。日升昌票号为了随时掌握全国各地之间的货物流向、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由总号作出资金调度方向的决策，在总号与分号之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业务报告制度。报告内容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经营业务报告，具体形式是“日清”账册和“年总结”账册：另一类是业务信息报告，大多要用信件通过民信局子以传递。业务住处报告都是由各分号在经营过程中，将可能影响票号经营的各种信息报告总号，再由总号作出综合分析，且作出决策，反馈给分号(通报或直接指令某号)经营中执行。

五、汇差结算。汇差结算是报告制度的重要内容。日升昌票号的汇差是通过两种账册进行的。一种是“日清”账册，一种是“年总结”账册。月清账是由分号逐月在月底报送总号检查的，年总结账是每年10月决策时由各分号报送总号结算的。总号对各分号的“日清”、“年总结”账册相互稽核无误后，便将账册中所报之收交差额分别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账。

六、红利分配。日升昌票号的获利途径有汇费、利息、平色余利、来标得色以及其它，据光绪三十年(1906)统计，一年内总获利五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二点八七两，其中：汇费三十万九千五百零一点六五两、利息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七点四四两、平色余利二千五百四十四点一二两、来标得色三百二十七点二九两，其它一万三千零四十二点三七两，分别占百分之五十三、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零点零六、百分之二。红利分配据日升昌票号的万金账记载，最初六年结账一次，后改为四年结账一次。经过道光、咸丰、同治三十多年日积月累，在同治年间，东家李箴视每次结账，李箴视分红三十万两，前三十年就可分红二百一十余万两。

日升昌获利丰厚

票号业的兴盛，给晋商带来滚滚财源。日升昌票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中，收入十分可观。据资料载，每次分红。每股少时七、八千两，多时达一万二千两资本股银和人力股合计六十股，这样，按平均每次每股分红一万两计算，每四年一次分红，日升昌票号财主可创造收入一千五百两。作为财东的李家，自然是最主要的获利者，是当时平遥首屈一指的大财主。随着滚滚财源流进，李家经营店铺增多，生活铺张奢华，还通过钱来封得官衔。

一、日升昌票号财东李家，除经营票号外，还经营商号、钱庄等。到同治年间，李家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投资的大商号已有十几个。在平遥城内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四钱庄；日升庆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如升大颜料庄；在汉口，光绪七年(1881)设有日升裕和东如升的分庄；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还有日升昌德绿局。由于李家票号开业早，业务多。使得其它钱庄店铺也有着很强的实力。有史料记载，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像日升裕、日升厚等钱庄在平遥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

二、攀官结贵，通过捐输讨封虚衔，提高门庭。李家的经营所得，除用于日常生活支付外，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另有一部分则清耗于攀官结贵，提高门庭。财东李箴视，先花钱为自己捐上官衔，后为他已经故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上官衔，至于他的兄弟子侄也都捐有文武官衔，李家的妇女也捐有什么“宜人”、“夫人”的头衔。“门庭高贵”，嫁女娶媳，必适于“贵门”。

三、李家财大豪富。生活铺张奢华。就住宅而言，李家在西达薄村建起四处辉煌巍峨的大宅院，高楼大厦，雕梁画柱。每处院落都是一进三串院；东西厢房，前厅后院，楼阁相望，亭榭互联。正院以外，还有厨房院、账房院、门房。朱红大门外边，有系马栓、下马石、四座高楼大厦连在一起。乡民称为达薄村的“李家堡”。雇佣的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听差多人，真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应。李家的厨房颇为讲究，大师傅、二师傅分别有肉案上的、面案上的、掌炒瓢的，另外还有刷锅洗碗的。开饭时有捧盘的、献菜的、斟酒的和捧痰盂、打手巾的、其宴席用碗都是从云南特制的白铜嵌花碗。冬天吃饭有火碗，碗底放一盅煤烧的酒，夏天吃饭用水碗，碗底下放一碗凉水。厨房肉鸡、鸭、鱼、燕窝、海参、松花、火腿、银耳及国产八大名酒，应有尽有。

逢每年农历正月十一，新的一年开张营业。这一天，李财东要到城内总号去烧香。仆人按次序套四辆华丽的轿车、车前后各有一匹顶马。骑顶马的头戴红缨春帽，身穿青宁绸长袍、黑兰皮马褂，顶马颈串系铃走来叮当乱响。顶马前有一个提灯笼的在前面引路，第一辆车坐着帐房先生。第二辆车坐着少爷，外辕一个男仆，第三辆是小姐，辕上一个女仆，第四辆是李财东。每辆车有一名执鞭的，另有一名叫骖马的，四更时分达薄村动身，左右打着火把。一路上车声隆隆，铃声叮当，远远就有吹吹打打锣鼓喧天的乐队前来迎接，待李家一行到了城内西大街日升昌票号，门前早站满了经理、协理和各分庄执事人员，一个个狐皮紫貂，灰鼠披风，满面春风，拱手作揖，迎接东家下车。院里灯火辉煌，厅上宫灯对对，楠木桌椅，湘绣靠背，地毯、檀香炉，一切陈设得富丽堂皇。李财东拈香以后，客厅上摆下十几桌山珍海味，东家分主次坐好，立刻杯触交错的大嚼痛饮起来。

这样奢华的生活，随着票号的兴盛来到李家，但又很快随票号的衰败离李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