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足迹无处不在

晋商，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晋商，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晋商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晋商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晋商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胸：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晋商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店”，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晋商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宋王朝出藏绢二千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三万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町观：“平阳、洋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公元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二百九十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一千人左右)，是消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www.daowen.com)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桷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晋商在金融贸易领域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公元一六四八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二万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三、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四、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赣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账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