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清同治元年(1862)生，卒于民国八年(1919)，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十八年(1892)中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任典礼院直字士。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渠本翘其经商的成功之道，我们不得不从他的先祖谈起。

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先祖渠济，上党区长子县人。元末明初其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经常从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和枣贩回上党，年长日久，有了些积蓄。明洪武二年(1369)，便把其父接到祁县定居。后来其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到渠源浈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初具规模，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油粮、茶叶，并兼作钱业生意。

清朝嘉庆年间，渠源浈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累积了万贯家财，成为巨贾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渠映璜逝世前有银一百二十万两，其子长瀛，长法两门各分银六十万两，因长瀛早逝，由其两个儿子源潮、源浈继承，各分得银三十万两，而长法的六十万两银由其子源淦、源洛继承。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浈，字筱洲，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渠源浈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三十万两，在京都、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十一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六千余两。

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

源浈还与源潮、源淦、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

人称“旺财主”的渠源浈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

同治年间，渠源浈投资银三十万两入股在平遥县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消朝旗人一笔三千万两的巨款，只保存银，不要利息。

“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帐，每股份红一万余两，渠源浈每次分红十万两，连续分红三次，掐回原来的本钱后，源浈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

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源浈，他笑而不答。后来源浈才说出其中缘故，原来他认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衰，买卖有挣就有赔。百川通存银是旗人的，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难免要耍无赖。何况发财也要有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这样股息皆得，若到亏损衰败下来就悔之已晚！

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山西商人都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将银子铸成千两银锭，然后存进私人银窖中。作为现代人，大多会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思议，近于愚昧，然而，过去的山西商人，越是富有的却越喜欢这么做。

再者，这些银两永不能作为家产，有兄弟的也不能平分。因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一辈一辈积攒起来的商资老底。大富人家，全赖这些窖银作为活水源头。

渠本翘之父梁源桢也深受这一训条的影响，喜欢把银子存进银窖。

一次，渠本翘正在渠家大院的一个小花园中散步，看到有些人正把一箱箱沉甸甸的东西往离他不远处的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搬运，他不知道这些人正在搬运什么，便走过去，经询问才知道，原来箱中装的都是白银。渠本翘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些白银储存起来，而不用于投资。于是便去找他的父亲问个究竟。

见到父亲，渠本翘便问：“父亲大人，为什么要将银两入窖储存起来，将其拿出来，将生意做得更大不是更好吗？”

渠本翘的父亲答道：“买卖有挣就有赔，发财也要有个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你还小，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待为父以后慢慢将其中的道理告诉你。”

渠本翘听了父亲的回答后，并不附和父亲的观点，接着说道，“银子一旦被储存起来，便成为‘死钱’，‘死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同没有：相反的，如果将其投入生产，相当于在其内部注入了‘活力’，就会产生‘钱生钱’的效应。所以我认为还是后者更有价值。”

渠父闻听此言，心中大为不悦，说道：“这是为父多年来在生意场摸爬滚打，摸索出来的经验，你懂什么。”

渠本翘争辩道：“成功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经验，随着时局的变迁，经验也会时过境迁。如果被以前的成功经验所禁锢……”

渠父没等本翘把话说完，便厉声道：“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难道还不如你这猴儿鬼？”

渠本翘本想改变父亲的保守思想，劝其将银两用于投资，见父亲动了肝火，渠本翘不敢再多言。垂头丧气地走了。

渠源浈经商致富，自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思想比较保守，所获得的利润不仅不用于投资转化为资本，而且在商业投资上还有收缩之举——抽回本金而将其窖存。渠源浈这样做与山西当地的民风习俗有一定的关系，在千里万里以外致富后，其银钱都要设法运回老家。这一现象，在票号总号的所在地太谷、祁县、平遥尤其明显。

渠源浈生前在住宅和三晋源票号分别建了银窖。渠源浈死后，渠本翘仅在住宅窖中就挖出白银百万两以上。

渠本翘青年时期喜欢舞文弄墨，思想也十分活跃。

渠本翘当家主持渠氏商号后，所作所为与其父大相径庭，他思想前卫、开拓进取、以变应变、因时制宜。

光绪十八年(1892)，时任山西布政使的胡聘之在太原三桥街，创办了一座火柴局，生产近代火柴。由于该企业的官办性质，使得火柴局封建衙门气很浓——只抓权不抓生产，产品的品质低劣，加之当时社会上对火柴的使用还不习惯，所以产品销路欠佳，火柴局营业状况很不好。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胡聘之因矿案去职，火柴局已不能维持，改由山西矿务局接管，但营业仍然不佳，只能风雨飘摇的勉强维持。

渠本翘一直对兴办近代企业跃跃欲试，他看到火柴局自创办以来，经营状况一直欠佳。他认为：造成其经营状况不好的原因是火柴滞销，而造成火柴滞销的原因并非供大于求，而是产品的品质不合格。如果科学地经营管理火柴局，改善火柴的品质，其市场前景很看好。

所以，渠本翘去找商务局的负责人。见到负责人之后，渠本翘说明来意，商务局的负责人一听对方想接管火柴局，心中暗喜，因为他早想把这个“烂摊子”甩出去了，但表面并不露声色，他知道渠家是晋中八大户之一，想趁机宰对方一笔。

寒暄过后，便切入正题，商务局的负责人说道：“渠老板，想出多少银两呢？”(www.daowen.com)

渠本翘早看穿了对方的心意，并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你想以多少银两出手呢？”

商务局的负责人说道：“渠老板不是外人，我狠狠心，以最低的底价盘给你，五千二百两如何？”

商务局的负责人表面上与渠本翘套近乎，实质是想以此来麻痹对方。其实他内心明白，火柴局的作价最多也不会超过四千八百两，他之所以报出五千二百两，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想从中大捞一笔，二是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所以他底气不足，以一种争求对方的口吻报出了五千二百两这一价码。

其实，渠本翘在来之前，早就找人对火柴局的资产作了评估：价值四千八百两左右。他知道如果不让对方捞点油水，事情办起来就不会顺利。想了想以一种不容磋商的语气说：“五千两。”

商务局的负责人一听对方出五千两，而且语气坚定，知道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五千两，自己能从中得利二百多两，何乐而不为呢？“小算盘”打完了，于是拍了一下大腿，面带一副霍出去的表情说道：“那我就出一次血，以五千两盘给你。”

双方顺利成交。亦即渠本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五千两接管了火柴同。

渠本翘以五千两作价接管了火柴局后，他又拉好友乔雨亭入伙，并将火柴局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从此官办工业转为民营工业。

渠本翘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他远渡日本，从日本购回捧杆机等设备，使火柴生产能力大增。他亲自严把品质关口，如果有不合格的产品，他宁肯将其销毁，自己赔本，也不允许将劣质产品投入市场。

双福火柴公司在渠本翘的科学性经营管理下，产品的产量大增，而且品质也大大提高。公司的信誉蒸蒸日上，营业状况日益见好，很快就扭亏为盈。

渠本翘开拓进取、以变应变、因时制宜，开创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先河，在双福火柴公司的影响下，山西很快出现了一个开办近代火柴业的高潮。

一九一五年，闻喜县商人段连岭等集资创办荣昌火柴公司；一九一六年，平遥县赵鸿谟等集资创办金井火柴公司；一九二四年，平遥富商冀全义等集资创办昆仑火柴公司，时人称此时为山西火柴工业的黄金时代。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民营的资本工业最终是夭折了，渠本翘经营的双福火柴公司之所以能得以较快的发展，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双福火柴公司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获得了暂时发展的机会，而且在此期间公司盈利颇丰，公司资产总值达二十万银元，渠、乔二：人分红利达四十万银元。

可见，渠本翘对开创山西民营的资本工业功不可没。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早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垂涎。光绪二十三年(1897)，腐败无能的清朝当局竟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出卖给了英福公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山西人民十分愤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英商在平定勘测和霸占矿产地时，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山西人民韵争回矿权运动。山西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山西平定等地煤铁矿权，要求自己办矿，渠本翘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做打算，改为金钱讹诈。所以，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当局与英福公司进行了谈判，最后议定山西交赎矿银二百七十五万两收回平定等地的煤铁矿权。但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

由于赎矿银数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渠本翘为了尽快收回矿权，亲自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渠本翘凭借自己在票号业的个人威望，仅以旬日便筹集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迫使英福公司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煤铁采矿权，至此，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大获全胜。

对此，外商很惊讶不己，而渠本翘在金融界的活动能力也由此可见。

渠本翘为了确保权利，又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自己开采煤铁矿藏。

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翘被推举为公司首任总经理。

原来由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山西当局却在一九一一年截留了全省的地亩捐，迫使渠本翘把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造成了保晋有限矿务公司资金短缺的局面，最后，他只好辞去公司总经理之职。

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是山西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民营采煤企业，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的釜底抽薪，使渠本翘经营山西煤矿炭业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

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对后世采煤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渠本翘的经营之道得到了发扬光大。

所以，渠本翘是山西最早的民营资本家之一。

渠本翘在票号改革方面，也是很有见识和眼光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慈禧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渠本翘与山西蔚丰厚票号分号老帮李宏龄关系密切，二人在票号改革上意见相同，二人共同议定了改革山西票号，筹办山西汇丰银行的方案。渠本翘还亲自赴平遥总号，陈述改组山西票号的意见，但由于总号主持人思想保守、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反诬李宏龄等借机排挤总号主持人，另有个人企图，以致渠本翘和李宏龄的票号改革计划成为泡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渠本翘便蛰居天津，再未出世，直到病故。

这就是晋商渠本翘的一生，他接手祖业后，并没有受其父保守思想的影响，更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敢于开拓进取、因时制宜地投资兴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的运动中，他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是渠本翘的重大贡献，这场运动很难大获全胜。

这就是当之无愧的“开明富商”渠本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