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字子寿，山西平遥县祠村人。生于公元一八四七年，逝于公元一九一八年。李宏龄的先世以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同治初，李宏龄在平遥县的一个钱庄里作伙计学做生意，刚学有所成时，钱庄却倒闭了。

家境的败落，加之工作的不顺利，李宏龄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立志要在商场大干一番。于是他一边抓紧时间读些书(他认为这对日后的经商有好处)，一边寻找发展机遇。

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地“当四达辐辏之冲，晋商汇号骤施于斯。”李宏龄在无意间听到当地与经商有关的一些口头语。比如，当地流传着：“头等才能子弟入票号，二等才能子弟入书房”，还有“家有三万银，不如票房有个人”等等。当时李宏龄还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对票号如此情有独钟，但他认为，既然人们一致对票号如此的青睐，无疑说明票号有厚利可图。因此李宏龄在心中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进入票号，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不知李宏龄从哪得到的消息，听说蔚丰厚票号要招伙计，李宏龄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于是他便去找同乡曹惠林，请他推荐自己。

蔚丰厚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总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几遍行省”，这些票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但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

李宏龄到了曹惠林家说明自己的来意。曹惠林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可以保荐你，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这一点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曹惠林的言外之意是：保荐你没问题，但你是否能被录用就只能看你的真才实能了。

李宏龄是一点即通，忙答道：“只要曹先生能出面保荐我，其它的不成问题。”

经由曹惠林保荐，次日，李宏龄便去票号参加考核。考核的程序分为口试与笔试，首先是口试。

主考者是一个掌柜的。主考者神情严肃地问道：“为什么你要住票号？”

“因为票号有出息，能顶生意。”李宏龄不慌不忙地回答。

主考者接着问道：“票号要出远门，一去三年，你不怕？”

“不怕。”

“三年不准回家！”

“不怕。”

“不准告假。”

“不怕。”

“伙计也没银子，一年只二两。”

“不怕。”

李宏龄对所有的提问都以“一口咬定”的果断语气，以简短的“不怕”二字来回答。

掌柜的不再问，只眯着眼看着他，带着笑。

口试结束了，接下来的是笔试。

首先考了珠算，接着主考者从笔简里抽出了一支笔，放在桌子上。说道：“你写几个字。”

李宏龄走近桌子，卷起袖口，拿起了笔，看了看笔尖，有好几个叉，这是写不出好字来的！李宏龄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笔尖，沉思了片刻，便把笔尖放进嘴里含着，再拿出采，那笔尖竟成了一个荷花骨嘟，圆圆的、胖胖的、有一个尖。此时，主考者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明显的笑意，尔后即刻恢复了原有的严肃表情。

李宏龄取笔在砚台上舔了舔墨，然后举着笔，自言自语地：“写什么呢？”

“随便。”主考者说。

他眼珠转了几下，把纸铺平些，低着头，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写下去，一气写出了八个大字：

“厚德载物，丰我蔚号。”

“哈哈哈……”主考者大笑起来，然后说道：“明天你就可以入住票号了。”

李宏龄经曹惠林介绍而入号，以他的才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很快就从一个小伙计晋升为票号的分庄老帮的职位。曾先后担当过蔚丰厚票号汉口、北京、上海等分庄的老帮。

光绪十九年(1893)，李宏龄被总号调往上海分庄任老帮。在他由京赴沪，途经扬州时，恰逢总号致电扬州分号，令扬州分号不得收上海之银，否则以违犯号规论处。而扬州分庄的款项大半来自上海，扬州分庄老帮白子直接到此来电后大为作难，他早闻李宏龄的名声，深知他经营有道，能随机应变，便求教于李宏龄。

李宏龄分析了形势后，对白子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市场形势变化多端，要以变应变，所以不一定事事死板地按总号布置的去做。做生意要考虑赔赚，这是恒定的第一准则，根据现在的形势来看，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图，因此应该照收上海之银。”

但白子直仍犹豫不决，担心总号知道后责怪，畏缩不敢做主。说道：“如果总号知道后，说不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李宏龄慨然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生意就是以机遇的把握来分高低上下的，谁能把握住时机，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不容放过，如果总号以违令见责，全由我一人承担，与扬州分号无关。”

白子直遂按李宏龄的主张，没有遵从总号的电令，而是照收上海之银。结果年终结帐获利三万多两白银，总号接到帐单，得知扬州获利，大加赞赏，殊不知原是李宏龄的主张所致。

可见，李宏龄经商很会看行情，只要看准行情后，该做的绝不放过，而且敢作敢当、气度非凡。这展现出了李宏龄随机应变的非凡能力，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及其目光的敏锐性。所以李宏龄经商能做到以变应变、因时制宜。这一点，即便对当代商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素质之一。

李宏龄抵达上海后，时值银市疲软，生意清淡，李宏龄便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市场调查。经调查得知生意清淡的原因是：因伙友对官款汇兑库费、平码等规定不很热悉，因而不敢贪做。

李宏龄认为，官款汇兑利益肥厚，不可不贪，而零星汇兑，则可权宜收之。为了改变生意清淡的局面，李宏龄便亲自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并抄了数张，然后让伙友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旺，日益兴隆。

总号大掌柜侯星垣赞扬李宏龄说：“狼行千里吃肉，宏龄在上海大为出力，可嘉！”

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甲午战败，中日议和，大清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朝廷一时哪能还得起如此巨款！英、法、俄、德列强便乘虚而入，将这笔巨款转为四国借款，每年还本付息，一千二百万两，户部摊二百万两，各行省及边海关分摊一千万两。

这一千二百万两巨银，每年都汇往上海的海关，中国银钱流向更是南下的多，北上的少。

西帮票业生意，全赖南北金融调度，南北失衡，使其汇兑艰难。加之今年开市伊始，朝廷下了一道禁汇的上谕；禁汇北上京饷。这对西帮票号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江南之失，岂不近在眼前！

而江南一旦失去，西帮大势将不复存在！

蔚丰厚京号在崇门外草厂九条胡同，天成元京号在前门外打磨厂，两家离得不远。此时，李宏龄任蔚丰厚京号老帮，天成元的京号老帮是戴膺(字子寿)。李、戴两人都是很贤能的人物，而且他们气息相投，交情甚厚。

戴膺深知李宏龄在京师票界深受众望，而且对事态把握较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每遇大事总喜欢找李宏龄商议。

当时的政策环境及整个时局对西帮大势很不利，为此戴膺前去拜见李宏龄。

先要拿到京师的“晋省汇业公所”，由各家京号共同商定。李宏龄正是“汇业公所”的总董之一。

京师的汇业公所，即是西帮票号在京的行业会馆。

像所有行会一样，汇业公所也是对外联手共保，对内协调各号利益。金融行会，尤其还得及时议定汇兑行市、存贷利息、银钱价格之类。只是，西帮的会馆，常爱设在关帝庙。或者说，他们常常是先集资修建一座关帝庙，然后兼做自己的会馆。

关老爷是西帮乡党，以威武忠义的美名传天下。经常背井离乡、浪迹天下的西帮，敬奉关帝，一半是为思乡，一半是想祈求他威武的保佑。但西帮这样一敬，无形中倒给关老爷多了一个新谥：商家财神。于是，各商户也逐惭效仿起来，格外敬奉关帝，祈求财运。

京师的汇业公所，在京城东北的芦草园。这处会馆也是前为关帝庙，后为议事堂。关帝庙院中，建有华丽的戏台和观戏的罩棚。

会馆定例，在关帝诞日，以及年节、端午、中秋等佳节，举行同业集会，演戏开筵，酬神待客、联络同帮，也议定一些帮内大事，平时遇有急事，也来集议。

这次集议，本来是临时动议，西帮各京号的老帮，竟不约而同地全都亲自出动了，云集到芦草园会馆。可见大家对眼前死局，也是十分忧虑的。这中间，却有一个例外：惟独日升昌的梁怀文老帮没有到。

大家对梁老帮不到，大感疑惑，纷纷问李宏龄：此次集议，就没有同梁老帮相商吗？

日升昌是西帮老大，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宏龄说：“嚼能不先请教梁老帮？我登门拜见时，他说准要到的，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

李宏龄见等不来梁老帮，就先带了大家，往关帝神像前敬香、祭拜。拜毕，进入后院议事堂。

李宏龄和戴膺向众人分析时下局势，陈说利害，最后决定透过向小商户放贷来救市，以此挽回西帮劣势的方法，众人皆赞同，于是公议了一个较低的放贷利息。议事完毕，又摆了筵席，众老帮闲谈了一会儿，便各自散去。

散席后，戴膺有意迟走一步，单独问了问李宏龄；“梁老帮不采，会是什么意思？”

李宏龄说；“梁老帮今日不来，是事先说好的。”

“为什么？我们所议之事，他都不以为然？”

“那倒也不是。对设法救市，扭转死局，梁老帮也是甚为赞同的。只是，对做小额放贷，感到不大好办。他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总号怪罪，挂着‘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做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只怕总号要骂他。所以，他就没有出面，免得扫大家的兴。”

“在这非常之时，做点小生意，就不能‘汇通天下’了？还是不肯放下架子。”

“梁老帮倒是说了，他的京号不会坐视，也要向相熟的一些炉房、钱庄放贷，和大家一起救市。他不来，只是留个向总号交代的口实而已。”

其实，日升昌京号老帮梁怀文没有去芦草园会馆见同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户部福建司的一位主事，那口正要约见他。这位主事刘大人与梁怀文一直有交情，所以也不好推辞。

那时代，中央户部设有十四个司，分管各省的钱粮财税。司的长官是郎中，其下是员外郎，再往下，才是主事。所以主事也不是很高的官员，但他往往很管事。所以，西帮住京的那些老帮们，也很巴结这些人。

梁怀文从刘主事处得知，朝廷已准许福建继续汇兑银饷了。并且刘主事还建议西帮各省的分庄以福建为例，劝说各督抚衙门上奏解除禁汇的命令。(www.daowen.com)

那晚，梁老帮在告辞了刘大人，回票号的路上，他就想：刘主事透出的消息倒是个喜讯。朝廷禁汇才半年，就松了口了，正月，朝廷下了禁汇的上谕，他就知道禁不了。忽然梁老帮又想及同业的聚会，不知集议出什么结果。于是就决定先不回票号，直接到蔚丰厚，见见李宏龄。

梁怀文忽然夜访，叫李宏龄大感意外。正要张罗着招待，梁老帮连忙说：“子寿兄，快不用客气，刚从韩家谭(北京俗称的八大胡同)出来，路过，就进来了。倒口茶就得了。”

“有些时候没见占奎兄了，好容易来一趟，哪敢怠慢？”

“我说了，有口茶就得。我也坐不住，只跟你说几句话就走。子寿兄，叫伙友们都下去歇着吧。”

李宏龄明白了，就领了梁怀文进了他的小帐房，要了壶茶，将伙计全打发开。

梁怀文向李宏龄讲了刘主事带来的好消息及建议。李宏龄认为此举甚妙，于是四下活动。

在李宏龄的主持下，西帮各地票号纷纷鼓动地方官员上奏要求解禁，事态还真像李宏龄所预言的，松了第一个口子，就能松第二个、第三个口子，最终朝廷收回了成命。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龄奉令调往汉口做老帮。李宏龄每到一个新的商埠主持工作，从不急于放款求成，而是采取稳中求胜——先收款后放款的经营策略。所以他抵达汉口下车伊始，使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项收回，放款容缓一步后再徐徐去做。事实证明了他这种先收后放观是正确的。

是年八月，汉口遭战乱，死伤数千，烧毁房舍货物无数，是百年未有之大灾。结果，不少商号因放款收不回而倒帐，以至歇业。惟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庄在李宏龄的主持下，未受损失，营业照旧，获利丰厚。

李宏龄有此举，得益于前辈张微五的指教，当年，张微五曾对李宏龄说；“凡改住码头(分号)，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李宏龄谨遵前辈的老成之言，使其受益不浅。

所以，李宏龄事业有成不仅在于他能灵活行事，与他虚心好学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对当代的商人来说仍有借鉴价值。

公元一九○○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西逃，京师陷落后，京官走上海者纷纷持京师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诸商号考虑到时局的紧张，皆不予兑换。

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上海票庄。他认为由于时局的震荡，事出非常，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当时很多人都对李宏龄的主张持异议。但李宏龄力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由是蔚丰厚票号名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主顾对商号，好比观众对演员。没有观众，演员无从谈起；没有主顾，也就谈不到商号。因此，主顾和商号，主顾是第一位的。商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讲信义。在这个基础上，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

显然，这也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法宝之一——顾客至上。

李宏龄的非常之举，展现了他讲信义的商业道德观。

信，就是诚信无欺：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李宏龄经商很注重信义观，从不欺诈他人，更不发不义之财，他以信义作为处世立业之本。

所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是李宏龄经商的精神价值观的展现。

在山西商人中，由于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大多商人往往对经商所获利润，不用在扩展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李宏龄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银两一旦窖藏起来，就会退出流通领域，成为“死钱”，“死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相反的，如果把经营所获之利用于扩大再生产，就是“活钱”，能产生利生利、钱生钱的效应。所以，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大业务上。

西逃的两宫太后于是年八月十七日到达山西太原。上至太后皇上、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还有护驾勤王的将士，两宫一行有数千人之巨。一个这么庞大的流亡朝廷，全照京中排场讲究起来，山西藩库怎么能支应得了！

虽然朝廷下了急谕，令各省将上缴的京饷，交给当地的西帮票号，火急汇至山西的祁、太、平总号。再由祁、太、平各号提银交付朝廷。其实，就是让西帮九家大号，开通汇路，即行收揽京饷，接济朝廷。

可各省的京饷，杏无音信。只是在八月二十日，日升昌总号收到湖南藩库电汇来的十一万两京饷，除此之外，再没有动静了。

西帮各大号的驻京老帮，也陆续来到太原。为把握时局，彼此少不了聚会计议，俨然将京师的汇业公所搬到太原了。李宏龄自然也在太原省号。

李宏龄见各省是如此态度，对时局的忧虑加重了。但从太监管道打探到的消息，却是西太后对太原行宫甚为满意，已铺派开，过起了京中的宫廷日子，看不出有急于启跸要走的样子。

难道西太后真要在太原驻銮，静待收复京津？

李宏龄和戴膺、梁怀文三人凑在一块商议各省都不上缴京饷，而山西藩库又支应不了多久，那么朝廷很快就会捉西帮作冤大头。于是三人商议通过向官员太监哭穷，以使西帮脱身。并且借重堪舆之学，说晋阳已非吉地，龙脉早断，奏请朝廷早离山西。

就这样，三位京号老帮秘密议论起“驱銮”之策来。

可怜位处至尊的朝廷，这时居然落到谁都不想供养的境地，分明已到亡国的边缘。西帮这几位精英人物，也如此无情，倒不尽足太重利，实在是目睹官场的无情和无能，不愿给他们做冤大头。官场中食俸禄的大员小吏，平时谁不是把忠君报国挂在嘴边，可到了这真需要忠君报国的要命时候，连个靠实的人影儿也逮不着了！随扈的一班大员，除了排场不减，什么好招数也想不出来：各省高官呢，又口是心非，只顾打各家的算盘。西帮不食一厘官禄，倒给他们充大头？哪会那么傻！

在李宏龄等几位京号老帮的周密策划下，最后终于“驱銮”成功，这使西帮松了一口气。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回到北京，一友人对他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不想镖银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损失惨重。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的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

友人的肺腑之言，再一次有力地证实了李宏龄将经营获利用于扩展业务的经营观是很具有科学性的。

李宏龄能想常人不能想，做常人不能做之事，而且善于把握行情、灵活应对、因时制宜，这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京师分号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象。如果不能解决挤兑现象，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

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并没有盲目的“釜底抽薪”，加入挤兑者的行列，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他认为：如果炉房因挤兑而破产，必将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市面，整个市面的下滑一定会影响票号的生意，票号的生意一旦萧条，再想柳暗花明，势必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结局，损失将不堪设想。如果能想办法帮助炉房度过这次难关，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因此李宏龄便四处奔走说服同行，同行听了李宏龄的分析，权衡其间的利害关系，认为李宏龄说的很有道理，同意与李宏龄联手出巨资接济炉房，市面才得以稳定。

李宏龄这样做，避免了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一损全损”的惨局。可见，李宏龄不仅考虑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的单位的利益。李宏龄这种具有整体全局观的多赢理念，使得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李宏龄再次带头出面，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

正当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却遇到了新的田难。

首先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

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十七家。他们所拥有的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江：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

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就说过：“惟承汇官商款项，必须格外迁就招徕”，“通商银行不赚亦要收，况西号(按：指票号)亦未必有此章程。”

显然，通商银行是针对票号而争夺汇兑业务。

此后，盛宣怀又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经过盛宜怀的多方拉拢，使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数额。

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总号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

公元一九○六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行处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接着，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汇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京师，其未设银行之处，暂仍其旧，待银行成立之后，再改新章”。这些规定，严重地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

通商、户部、交通银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权力，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据有的优越地位。

据统计，公元一九○六年票号汇兑公款额达二千二百五十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只剩下五百：三十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与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从二十世纪初始，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江：兑额约…—千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钱庄银号经办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而票号经办的只占百分之二十。江西巡抚李勉林曾说：“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按：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有。”

所以，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势力扩展对票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票号经营渐见困难。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要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否则将会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所以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票号大势已去，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

李宏龄便与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等一起，联合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银行。同时致电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建议，要求改组票号。

后来，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时说：“宏龄自幼肄业票庄，目睹时局至此，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适戊申(1908)春驻京师，与渠楚南学士返里，复亲莅函总号，开陈利害。”

京都各票庄在李宏龄的带头下，也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革银行的必须。

李宏龄在致函总号的同时，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其内容如下：

一、每家各出资本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

二、集股本五百万两，每股一百两，每月四厘行息。

三、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

四、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但是，总号领东毛鸿翙长期住在平遥县，思想保守，意在维持现状。于是，李宏龄等发动的票号改革，由于遭到了总号领东毛鸿翙为首的守旧者的极力反对，使之最终成为美丽的肥皂泡，破灭了。

李宏龄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他针对票号的弊病，率先倡导票号改革。当票号改革计划遭到守旧者的破坏而未果时，他质问道：“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堵世之有识者。”愤而著述《同舟忠先》、《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论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晚年，闲居故里，卒于家。？虽然李宏龄的票号改革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欠缺，实在是手中无权，办事难，难于上青天啊！

李宏龄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老帮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所以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这一点，在他所著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便展现出来。该书说：“遇倒帐，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此各挟势务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

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时局变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经营失误而导致失败。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其主管之票号，具有改革思想，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因此，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够增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尚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