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不息的黄河，在落日的余晖里显得更加宏伟而苍茫。

蒲州，地处山西南部，隶属甲阳府。临陕西、近河南，沿谏水河而下仅二十余里，直抵黄河西岸。

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蒲州最终作为商业重镇的地位。尤其在明代，它更被列为全国三十三个商业大城市中的重要一员。这样的商业大城市，必然会造就卓越非凡的商界大亨。

蒲州的豪商巨贾多不胜数，其中大部分以经营盐、粮业为主。们也有依靠边贸，与蒙古人做马匹、皮革等生意而最终成为商界富豪的。

在蒲州众多的杰出商人中，范世逵的名气，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范世逵，字希哲，号东山。生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他出生在一个小盐商之家，其父范文继承了祖上经营了两代的盐业。由于范文不善经商之道，他苦撑着“小盐商”规模的局面，已属不易，在弘治五年以后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更不幸的是，明代正德九年(1515)，户部尚书叶淇上奏天子并得到圣上的支持，“招商纳银制”此时得以推广。这就意味着盐政一贯实行的“开中制”彻底瓦解崩溃了。

“招商纳银制”取代“开中制”的事实，对规模较小的盐商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这种变革只有利于一些具备雄厚实力的大商贾，他们有足够的白银来买通盐吏并最终达到垄断盐市市场的目的。但对于像范家这样的小盐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等于断了以后以盐为业的活路。

事实证明，一贯以来按照国家需要，以各种实物作为兑换盐引的这一盐政惯例的打破，很快使很多银根薄弱的专职小盐商，在大户垄断之下几乎无盐可售。面对这种不测风云的小盐商，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出路”问题，否则，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因此，在范世逵的童年记忆里除了父母的百般疼爱和谆谆教导之外，更多的却是父亲的叹息和母亲的眼泪。而今范世逵已经十七岁了。

面对穷途末路的家业，范文显得一筹莫展，连连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哀叹。身旁随侍而立的年仅十七岁的范世逵看到父亲黯然消极的样子，甚感心痛。他回忆起童年里的父亲，那长长的叹息只是无奈或是失望，而今他悲伤的感觉到，父亲眼下这声声哀叹中透出的竟是令人心酸且惊惧的绝望。

但是，范世逵还是强作笑脸地安慰父亲道：“父亲不必如此伤心绝望，天无绝人之路。盐业既然已经不可以维持，发愁恐怕也是无济于事。不如我们暂时放弃盐业，转变经营方向。孩儿相信只要经营得法，不愁家业不能复兴！致富敛财，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

范文专注地听完儿子的话，转过身来，抚着儿子的额头，好象才发觉原来儿子已经长大了。他一边示意儿子坐下，一边动情地说道：“哲儿，你长大了！你这么早就知道为父亲分忧解愁，为父真是欢喜啊！只是父亲还是希望你能读好‘四书五经’，将来若能考取个功名光宗耀祖，也不枉为父对你的一片苦心了，我也总算做了件能告慰先祖的事。”

范世逵听出父亲话语间的伤感与无奈，于是便委婉地说道：“父亲所说极是，但孩儿认为要光大门楣并非一定要走‘科举’之路，且孩儿自觉于‘诗书，方面恐非吾之所长，现今家业中落，孩儿希望能弃文从商协助父亲重整家业。孩儿的一番心愿，还望父亲成全，先祖的英灵也会理解我们父子的一片苦心和孝意的。”范世逵终于说出了已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看着儿子一副义无反顾的神态，范文沉思了一阵。他了解儿子的性格，知道劝说无用，只好为难他一下，让他知难而退。于是范文转而问道：“既然这样，哲儿，你就说说对于今后的发展作何打算、有何良策呢？”

范世逵心下一喜顿觉深受鼓舞，因为他认为父亲能有此一问正说明他已经默许了自己从商的决定。于是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自己对于目前经商形势的分析和日后发展的初步计划。

范世逵说道：“方今那些垄断盐行的大户，之所以能翻云覆雨、一手遮天，不外有两点：其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有官僚家族背景，这是依靠权势而达到垄断盐市的最普遍的例子。其二，小部分虽无官僚家族背景，但他们属于巨贾大贸行列，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盐业本身蕴藏的巨大利润使他们不惜斥巨资头通盐吏，当他们买断盐引，各自取得了一部分地方盐市的垄断地位之后，便可以随意左右市场价位，并可在极短的周期内收回成本，开始牟取暴利，这便是后一种人之所以能在广阔的盐市中占得一片江山的原因。以上两个插手盐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这样的小商户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尽快采取灵活经营的策略，将投资目光转向另一些同样有利可图的产业。并在此期间累积资本为今后重返盐业做好准备。因为经营盐业始终是最赚钱、最稳定的一个行业，只要以后一旦有机会有条件能重返盐业，我们决不能放弃。”

范文听完儿子的分析后，心中大喜，抚掌大笑，一扫萎靡之态道：“哲儿，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儿子，真是福气啊！咱们范家有你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重振家业。”

范世逵会心地笑了，他终于说服了父亲。于是父子俩兴致勃勃地谈了一夜。

从此范世逵走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年轻的范世逵看准了蒲州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储粮基地，并且可以作为各种货物的中转站。

然而苦于资金有限，一人难以成大业，于是他便依靠与人合股的方式来经营粮食产业。

于是，早年的范世逵依靠与人合股的方式，从蒲州及一些农产品富裕的地区收购大量的米、麦、面等粮食，然后运到太原、大同这样的屯兵重地、边防重镇。他们借由赚取两地粮食的差价采获利。辛苦自不必说，但收益却着实可观。当时虽然他们主要的粮食销售对象是驻边的庞大军事机构——中都督府和咕都督府。但除此之外他还趁当时大同仍与蒙古国边贸兴盛之际，用内地较便宜、质地又好的布匹与蒙古人换取大批的良种马和耕牛，销往中原一带。因此数年之间他不但累积了丰厚的资本，还广结了许多官场和商界的朋友，这也为他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商业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世逵在蒲州经营的“德昌米行”是当地最大的一间米行。它的业务遍及整个河套边戍地带，蒲州已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储粮基地和各种货物的中转站，从各地收购采的粮食、货物长年由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河东各要塞。

嘉靖十二年(1533)鞑靼入河套、侵山西，连下十卫三十八州县。大明朝驻边军队“将庸兵弱”，不敌而溃。许多百姓为避战祸，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饿殍遍野。在此危急之际，衰朽的明朝廷决定起用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杨博，并令其速赴大同统领边军，抗击鞑靼。

嘉靖十六年，明军经过近四年的辗转征战，终于基本上稳定了西北边陲。

战后的山西，山河破败、民生凋零。但山西蒲州却十分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场战火，并且作为山西北部抗敌前线重要的物资供给地和后援地，而深得朝廷嘉许。

蒲州城的东南方向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千年古寺名曰“普救寺”。此时，规模宏大的普救寺，无论寺里还是寺外部布满了来自山西北部、中部的躲避战乱的数干难民，普救寺己被官方指定为暂时的难民营。负责管理和安置这些难民的“惠民局”官员以及寺内的那些长老们，不断的收到来自于官方和民间的物质援助，尤其在民间的物质援助中他们经常得到来自“德昌米行’的大掌柜范世逵的捐助。他不但捐出大量粮食、衣物，还四处活动，动员一些豪商巨贾捐资、捐物，他的这一善举，以及他向来为富不骄、乐善好施、真诚仗义的处世作风为他赢得了“范大善人”的声誉。

与此同时，他还和同乡青年将军杨博结成挚交，这为他日后的借势官场、纵横商场，又奠定了一块基石，经过多年奋斗的范士逵终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并且受人由衷尊敬的蒲商。

事实上，范世逵之所以能长时间较稳定地与山西北方驻军机构，中都督府保持这种密切的商业往来，主要还是有赖他的一位做将军的同乡杨博对他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他在商界能够得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可看出范世逵在交际和把握机遇这两方面确实有过人的能力。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廷于这一年实行盐政大革新，将开矿制盐的权力下放到民间，鼓励一些有实力的大商户自备工本，产销自主，开发盐矿。政府则负责核查产量，坐享盐商三成的营利额。在这一新政策的带动下许多大商贾纷纷投入开矿制盐的经营行列，盐产量也因此有了明显增加。

其实范世逵在有了一定资产后，本就跃跃欲试想重返盐业，但当时看到盐吏十分腐败，盐引漫天要价，成本太高，所以才决定放弃。现在则不同，采矿、制盐、营销，一切由自己说了算，虽然政府抽三成利润，但还是大有可图，看来他重返盐业的机会已经到了。

因此，范世逵决心重返盐业，这成了范世逵的事业实现再次飞跃的一个转折点。

范世逵这样的大商人，要么不做，要做便是大手笔，而且行为处事既果断又谨慎，所以范世逵说做便做。因为山西平阳府历来被定为官府的重要产盐地区，又听说即将新任的“盐运使司”是和他有交情的李桢，所以他决定到平阳府发展盐业，随即便打发人到平阳府里打探消息。去的人带回了一个令范世逵欣喜若狂的消息，因为即将上任的“盐运使司”确实是和他早有交情的李桢。

李桢不日便要上任，于是范世逵将蒲州生意打点妥当，便连忙赶往平阳，一路上精心准备盐业计划。

李桢到任之前，范士逵已经作好了准备。

一日，李桢赴任的消息传来，然而他的马车还未到盐运公府，便被一个神秘的马车载进了一家私人住宅。

这家住宅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商人范世逵，主客寒暄着走进了大门。

片刻功夫，李桢被引进了客厅，他稍微打量了一番便发现，范家的里外大不相同。大门虽不醒目，客厅中的陈设却是名贵非凡，光是壁上的字画，就让他日眩不止，这面一望是屏条山水，那面一望是屏条书法，另有一幅中卷，顶天立地，写的是碗大的隶书，苍劲有力，有两丈多长、七八尺宽。

随便打量了一下，明白人就会知道，这家的主人有多富裕。(www.daowen.com)

李桢心中自然高兴，以后他还愁没有财源吗？

李范二人话话旧，便开始了宴席，这桌酒宴何等珍贵自不必说。席间谈笑风生，甚是投机，几位陪客也都是文雅之士。

文雅之人倒也少了猜拳闹酒的情形，当然也有美人相伴，真是别有情趣，渐晚，洒阑人散。

李桢带着贺礼便回了盐运公府，范世逵依依相送，并定好隔日到盐运公府拜访说有要事相谈。

隔日，范世逵携厚礼直接到盐运回公府面见李桢(盐司)，在经过一番商谈后最终达成一项协议：

一、由盐司负责物色一处富矿并办妥相关手续。

二、盐司负责矿产在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三、投资、经营，由范氏方面一手操办(包括制盐方面的技术人员、工人的聘请和安排)。

四、在保证上交国家三成营利额后再抽出一成给李桢本人(私下协议)。

蒲州的“盐丁”(即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为山西之最。范世逵煞费苦心地在家乡“招兵买马”，终于集合了一批优秀的生产人才。

盐矿开业之后范世逵首先在平阳、蒲州、绛县等一小部分地区开设盐行。由于当时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刚开始他的生意十分不理想，还受过同行的暗算，声誉一度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损害，但慢慢地他在这场残酷的淘汰战中赢得了胜利。其时盐市的价格随着产量的波动起伏很大，再者一些经营者目光短浅，不但所产盐质甚差，且一旦市面出现求大于供的现象时便断然涨价，不顾百姓死活，这往往使者百姓叫苦不迭。

范世逵则不然，他在盐行开业之前就一再严厉告诫属下各管理人员：宁愿先坐一段时间“冷板凳”把招牌“擦亮”、声誉搞好，也不急于求成、无信无义。因此他给每一地的盐行的负贵人定下三条铁规：

一、首先保证品质，凡不符合品质要求的盐一律不得上市。

二、无论盐市如何浮沉起伏，一律不准动摇既定的合理价位，更不得做囤积居奇、私卖、私涨盐价的缺德事。

三、对顾客的服务要热心、真诚，绝不缺斤少两、以次充好。

以上几条有关他的经营理念，在他的严厉督促下得以始终贯彻执行。

他的盐行最终不但在河东地区站稳了脚跟，且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喜人景象。范世逵在盐行的骄人成就又使他赢得了“经商之神”的称号。

范世逵在商业上的成就，是综合了许多方面的优势的，非一言半语可以概括。铸造一个成功的人十分不容易，要结合许多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但民间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好：“要做事，先学会做人。”虽然看似简单，但要做得到、做得好，却一点都不容易。范世逵最根本、最大的优势或许也就在于此。在“会做人”的同时，范世逵也十分善于识人、善于用人。他大胆起用、重用陈海，并最终使之成为其手下的得力干将，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陈海曾作过扒手，他与范世逵的相识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天陈海趁着是重阳节特地赶到普救寺准备伺机行事。

此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多不胜数，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也最易于让陈海有“落手”的机会。

果然他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此人年约三十开外，中等身材，方脸大耳、衣着光鲜，他一手携着夫人，一手紧拽着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已随着人群挨挨挤挤的往寺里面走去。陈海锁定的这个三十开外的男子正是以后做了他的东家的范世逵。

“这人一定是头‘肥羊’，看他腰间沉甸甸的钱袋，怕要有十头八两银子在里面。”陈海心里默默嘀咕着。凭他近一年来的“专业”手段，一般很少失手或看“走眼”。

不多久他就像一条蛇似的钻进了人群，贴近目标，只一瞬间，仿佛已经到手，他急忙抽身想一走了之。此时范世逵好象已然察觉，手往腰间一摸，“糟了，遇到扒手……”他心下想，但他并不慌张，一面安顿夫人看好小孩，一面往人群四处张望。很快就看见离自己不到十米远，有一个约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一边往前想挤出人群，一边又慌里慌张的往回看自己。他当下喊一声；“别跑，站住！”

陈海挤出人群，跑了开去。范世逵便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民演武场靠近二郎庙的一个茶亭边才将陈海抓住。

陈海气喘吁吁，满脸惶恐地对范世逵说道：“这位叔叔，我把银子还你，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一边说一边忙着将钱包递到范世逵的颔下。

范世逵一手接过钱包，但还是抓住他的手臂不放松，语带气愤地说；“小小年纪不学好，居然干起这等不法之事，你父母若是知道该有多伤心。”

不提父母还罢，一提父母陈海便联想到自己凄惨的身世，于是悲从中来，由开始的沉默而低泣到声泪俱下。

范世逵见状，稍微软了一下语气说道：“且莫哭，我也不再责怪于你，只是想要见你的父母让他们好好教育你，不然你这辈子将要前程尽毁。”

陈海哭声稍缓断断续续地答道：“家……家父已然去世，家中惟有一患病的老母亲，与我相依为命。”刚一说罢，又止不住悲泪长流，泣不成声。

听他这般一说，又见他一副极可怜的样子，范世逵原有的一点怒气仿佛一下子消失了，心底里反倒油然而生了一股怜悯之情。

于是他放下了抓住他臂膀的手，自言自语的说道：“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便历此人生惨事，罢了……”范世逵下意识地往空中摆摆手，跟着从身上掏出一把碎银子交给陈海，并说道：“这点银子你先拿着，好替你母亲看病。”接着，他又了解了陈海的相关身世，方知道原来他亦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只是为生活所迫，才沦落至此。

在临分别之际范世逵问了陈海的住处，并一再叮嘱他今后再不要做此等违法乱纪的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陈海手中紧握着银子，百感交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恩人，直到从自己视线中慢慢的消失。

经过这一次不同寻常的相识之后，陈海因此而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范世逵也在他的商业帝国中多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助手。范世逵挽救了陈海也改造了陈海，他看准了陈海是一块有待雕琢的“良玉”，因此在纳入门下之后他细心的栽培陈海。当真渐渐成熟、成才时，即放手由他管理商务，甚至在财务方面也大胆相信他，从不疑忌。因为他清楚，这个孝顺之人，其本质是善良的，而本质善良的人，定然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正如《论语》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范世逵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明智之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正好表现了他为人处事果断、干练、沉稳的鲜明个人作风。

范世逵的晚年，大明朝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危险境地，尤其在西北边防地带，屡遭外族侵扰，形势动荡不安。

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侵犯北京城，大明派兵将抵御，最后失败了。面对这种情况，当局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大同总兵仇鸾上书提意“议和”，其中的条件便是：私底下送给俺答十万余两银子，并和俺答在大同、宣府等地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当局别无他法，只好采取了这一策略。

由于局势恶化，范世逵的事业受到了一些挫折，同年，范世逵不幸辞世。这位“叱咤”商界数十年的一代名商的不幸暗然仙逝，使得商界惋惜、万民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