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城市科学的知识启蒙与人文理性

城市科学的知识启蒙与人文理性

时间:2023-06-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言以蔽之,“城市启蒙”已成为我们民族在当下最需要的精神觉醒和文化自觉。作为以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城市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即以“城市启蒙”推进人在城市中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是由中国城市化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及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性共同决定的。

城市科学的知识启蒙与人文理性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成长为“城市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除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的现实问题与矛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意识、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特别是数量庞大、来自农村的新城市人,一方面,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的陌生和不适应,他们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客观的价值立场,也是人们对城市容易采取简单化、非理性思维甚至极端化行为的主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当下城市研究主要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理性系统为核心理论资源密切相关,由之产生和传播的大量知识、观念、理论与价值判断,在主体内部为当代人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设置了诸多的观念屏障和心理障碍。因而,在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是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和普及城市科学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当代中华民族对城市的感觉、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一言以蔽之,“城市启蒙”已成为我们民族在当下最需要的精神觉醒和文化自觉。

作为以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城市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即以“城市启蒙”推进人在城市中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与传统的启蒙运动相比,城市启蒙具有明显的“无主题变奏”或“复调式”特点。这是由中国城市化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及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性共同决定的。从总体上看,前工业化与工业化及后工业化、城镇化与城市化及都市化、政治型城市化与经济型城市化及文化型城市化的同时并存与相互冲突,是我国当前城市化的本质特征与突出特点。而源于不同地理空间、历史阶段和社会集团的各种城市话语与价值谱系既彼此对立冲突又各具历史合理性,则是在当下很难形成主流话语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现实根源。在这样复杂的知识状况和社会环境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仍是重新追问“启蒙”的本义,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城市启蒙”的具体内涵和任务。从思想史上看,启蒙的要义有二:一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人在理性照耀下发现“自己的存在”;二是“大胆用智”,即通过理性审判破除“心灵的蒙蔽与黑暗”。(8)由此出发,当代城市启蒙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是“建构城市理性”,发现“人作为城市人的存在”;二是“大胆使用城市智慧”,破除“城市化带来的蒙蔽和愚昧”。城市发展尽管问题众多,城市科学尽管内容复杂,但只要确立了这两大主题,就足以发现并开启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的“城市启蒙之门”。

从谱系与话语角度看,当下与城市相关的研究分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固有的学科壁垒使三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严重不足,这使我们的城市研究往往表现为一种“片面的深刻性”或“局部的有效性”。首先,自然科学的城市研究最有实用价值,如在城市规划建筑、交通、环境、科学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当代城市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但由此带来的环境、生态、技术伦理、心理压抑等问题也日趋严重,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解放和繁荣。其次,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目前最为活跃,如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管理学、城市运筹学等,通过实证、统计得来的各种数据及建立的模型,已成为当下城市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及管理效率的主要参照与依据。但出于排斥“情感、信仰”等人文问题的实证科学本性,这些研究往往在根本上威胁到“为了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这一缺陷在当下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再次,这并不是说人文科学或人文学者的意见就是真理和权威,实际情况是,由于既缺乏自然科学可以增加城市财富的“硬实力”,同时也缺乏对城市社会深入和科学的调查与研究,很多人文学者的意见与表达往往沦为“愤青”式的“酷评”和非理性的“发泄”,不仅无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真实的城市世界,相反还在人与城市之间制造了更多的价值与心理障碍,所以那种排除社会科学的城市人文科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尽快结束三大学科门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孤立与对立状态,改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种一方面的发展必定牺牲其他方面合理需要的“恶性生态”,以及在更开放的城市科学框架内实现这三种基本知识与理论的协调和统一。

当然,推进三大学科中那些既分散、孤立、彼此冲突,同时具有多元、异质和海量特征的知识与价值实现有机融合,决不会是轻易能够做到的。特别是与传统的“乡土型知识”倾向于封闭、保守、容易自洽相比,城市本身的复杂性、城市人的多元需求以及城市文化的异质性使这一努力明显会遭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认为,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关键问题不在于知识、话语与理论的“细节”,而是首先要确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当代城市和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出发,必须清醒认识到城市科学在基本框架上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同时只有从这三大领域中吸收到充足的营养和思想资源,才有可能建立一门逻辑上合法、历史上合格的新型交叉学科;第二,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城市启蒙中,必须要确立实施知识整合与价值建设的逻辑起点,即以什么样的基础框架去整合数量庞大、内容复杂、彼此冲突的城市知识与理论话语。对此我们认为,人文科学在未来的城市科学中是基础的基础,具有知识枢纽和价值灵魂的双重重要意义。只有以人文科学为中心,才能建成一门真正符合城市本质和时代需要的城市科学。

至于城市科学为什么要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简言之,正如芒福德强调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9)在以理工科为中心、社会科学为有用之学、人文学科“可有可无”的当代学术框架中,对主要负载城市“价值”与“美感”的人文科学的轻视或无视,是我国城市病、城市社会问题及城市文化病越来越严重的深层原因,也是在当下最需要加以破除和启蒙的“城市理论愚昧”之一。以人文科学为中心建设城市科学,其要有三:首先,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有价值、更美好”的生活,无论是从城市在起源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更好地生活”,还是从城市发展的未来——如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表明城市的最高本质只能由人文科学来护持,这是城市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体系中必须占据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即使偶然也有注意到文化要素的,但局限于社会学科的实证本性,一般也仅仅停留在文化产业等文化的实用与商业价值层面,对其更深层的文化价值则基本上是置若罔闻的”。(10)其次,在现代“城市问题”与“城市危机”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情感”的二律背反。如美国学者柏忠言所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一个人会物质富裕而仍然感到不幸福。……但是,事实仍然是事实:许许多多‘拥有一切’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确是痛苦的。他们的确是如此痛苦,以致要通过自杀或吸毒来结束或忘掉自己的存在。”(11)以中国为例,尽管“科技可能在饮用水资源、能源短缺和生物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可再生能源技术也越来越具经济价值”(12),但科技的进步只能改善城市的资源与环境条件,与人在城市中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并无直接的关系。由此可得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体系中的层级关系,即以“美”和“自由”为灵魂的城市人文科学是核心结构,以“善”和“秩序”为主要内涵的城市社会科学是中层结构,而以“真”和“物质”为主体的城市自然科学则是表层结构。同时,这也可以为城市科学的知识建构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时,应以社会科学为主导,因为社会科学关系到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目的;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时,则应以人文科学为主导,因为只有人文科学才关涉社会科学实证范围之外更根本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再次,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树立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当然,这绝不是提倡人文科学独断论,所以还要补充的是,在坚持城市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要注意人文科学自身的改造和升级,特别是积极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信息技术,使城市人文科学自身在更加客观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

在世界城市化和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科学在全球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同时,城市化作为涉及亿万民众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进程,也是真正有当代世界意义的“天下大事”。如果说,不管沧海桑田还是世事如棋,在现代化大都市还是在偏僻乡村,每一个时代都要有安顿苍生的“真学问”,那也不妨说,城市科学就是当今世界的“性命之学”。就此而言,建设一门以城市为对象的独立的新型交叉学科,为人类城市化提供理论基础、科学方法和价值体系,正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信念的当代践履和躬行。

(1) 统计局发布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EB/OL].中国政府网.[访问时间:2012-01-1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05.

(3) [加]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485.

(4) 刘士林.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J].文学评论,2007(3).(www.daowen.com)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

(6) 刘士林.都市文化学:结构框架与理论基础[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3).

(7) 郭潇雅、孔铎.上海交大举办2011城市科学秋季论坛 倡导形成独立系统的城市科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8.

(8) 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17—120.

(9)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1.

(10) 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J].学术研究,2007(10).

(11) [美]巴克主编,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596.

(12)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78—2030:中国发展之路[N].社会科学报,20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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