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面临的具有普遍和重大意义的严峻挑战，但我国的城市研究长期以来却严重滞后于现实的召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农业文明或低城市化社会形态的影响，过于简单朴素的思维方式、封闭固化的研究方法以及在总体上倾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的价值观念，使绝大多数学科门类很难适应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加快、并在21世纪以来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二是这在客观上还与当代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相关，一方面，与传统的城市化相比，都市化进程在空间与人口规模、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与心理问题上更加复杂和多元，涉及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精神文化生态等方面，即使有个别理论与学科觉醒较早、奋起回应现实，也往往由于研究对象本身过于复杂而很难独立承担解释和批判现实的任务；另一方面，当代城市在迅速聚集起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先进经济要素与优质文化资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其特有的复杂性和巨大矛盾远远超出了形态简单、方法朴素的传统理论的认识与解释阈限。这就有必要探讨和尝试建立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城市科学，以当代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与关键矛盾为中心确立研究对象与范围，凝聚和集成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的知识、方法、思想、理论和智慧，应对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海量问题与超级挑战。

城市科学是关于城市化或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层本质、整体特征及当代形态的理论体系。与任何一门新理论、新学科的创建一样，城市科学的基本问题即“一门纯粹的城市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在理论研究越来越后现代的背景中，如果说这个带有浓郁思辨哲学色彩的问题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遭遇到诸如“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一类的质疑或不屑，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具有奠基意义的提问转化为：“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存在着普遍性或共通性的问题、范畴、知识、方法、框架与规律？”这是一个发生在具体的城市研究之前、具有先验性质的问题，并明显地超出了实证哲学或一般经验研究的范围，对它的回答与态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当代城市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研究，同时也与个体或群体的意愿、价值观乃至信仰密切相关。从西方城市研究的经验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归纳出两种主要观点与态度：一是悲观学者把城市本身理解、描述为“无序的复杂性”，更有甚者还把人类治理、改造城市的努力与实践称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分别在逻辑和实践两方面否认了建构城市科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二是以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有机整体”观。她说：“城市……问题表现出很多变数，但并不是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可言；相反，它们‘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³⁾城市既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本身就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特征、规律与本质，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据此建构出一门名为“城市科学”的新理论、新学科。关于这一点，还可追溯到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简言之，“当代都市社会尽管在内容上包含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质，在形式上与农业文明、工业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如信息科学取代了蒸汽机，消费伦理取代了清教伦理，大众文化成为不同国家与民族共同的消费品，但在深层结构上仍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及‘精神生产’三者相互对立又不断沟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原理同样适用于都市社会的再生产过程”⁽⁴⁾。而作为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当代城市当然是有章可循和有理可据的，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或建构出其内在原理与相互作用机制。

正如马克思当年曾批评重农学派：“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⁵⁾城市时代的城市研究也是如此，在各种知识、话语、理论、价值之间，无论由于门户之见它们曾怎样相互排斥与对立，但出于人类在城市时代认识和把握其现实世界的巨大理论与现实需要，这些知识、话语、理论、价值必能找到彼此之间更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同样命中注定了要使自己归属于作为未来理论与意识形态主流的城市科学共同体。(www.daowen.com)

以我国当下的城市研究为例，尽管相关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长期以来壁垒森严、各自为战，甚至同一学科与理论内部的观点也差异很大、互不兼容，但从深层的逻辑相关性角度看，它们无不可理解为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城市化或城市本质的某些侧面，并为我们建设“城市科学”预备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与理论条件。首先，一些紧跟时代变化、开风气之先的新知识和新探索，在推动传统学科与理论进行“城市转型”时发挥了积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以近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化学”新理论、新学科为例，如重点研究都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重点研究海派文学、古代城市文化与文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孕育并固守于传统农业文明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当代文史研究不同，一方面，它们自觉地扬弃那些排斥、敌视甚至辱骂、诅咒城市的传统知识与理论范式，如从古典文学研究中拓展出的古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从古代历史研究中拓展出的古代城市史研究，都是在有意寻求并努力建构传统文史之学走向当今城市世界的桥梁与路径；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审视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审美与欲望的关系，主动回应当代文化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巨大现实需要，根据都市文化的规律开展“都市文化学”的新理论与新学科建设，努力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解释框架与价值系统。⁽⁶⁾其次，与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呼应，“城市科学”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已呈“小荷初露尖尖角”之象。2011年5月，在城市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睐的背景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率先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在国内首次试水城市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制度建设工作。同年10月，在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等长期从事综合性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由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主办的“2011交大城市科学秋季论坛”在江苏常熟举行，就“城市科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国都市化进程研究”等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明确提出：“针对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现状，学术界应考虑建立一门独立、系统、专业的城市科学，以便为城市化建设提供更充分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⁷⁾尽管城市科学的提出只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但其深层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逻辑张力，就是认为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传统学科架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在形态上以多元性和异质性、在功能上以世俗化和消费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城市发展，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世界城市化背景下形成新的理论共识自觉，以城市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学科框架建设为中心，推动相关城市研究理论进行学科整合与视界融合，使处于潜形态的城市科学成为现实中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方法、理论体系与价值理念。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之后，目前提出和建设城市科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具体言之：一是在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传统学科领域中，一些城市科学分支已经发展、培育得较为成熟，如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心理学等；二是为了适应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与逻辑需要，一些与城市密切相关的新理论、新学科正不断地从传统学科阵营中孵化、独立出来，如以中国文学为母体的都市文化学、以美学为母体的城市美学、以考古学为母体的城市考古学、以人口学为母体的城市人口学、以公共管理学科为母体的城市管理学、以传播学为母体的城市传播学、以城市地理学为母体的跨越大都市区地理学（A New Trans－metropolitan Geography）等。基于城市化的现实需要与城市研究的前期积累，我们认为，城市科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推进：首先是对传统的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展开内涵建设，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基本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架构的审查与重构，完成这些传统城市理论的知识更新和系统升级，更好地适应当今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其次是对近年来一些初具规模的新理论和新学科——城市生态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城市史学、城市美学等——进行梳理和规范，主要任务是明确这些新理论、新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对象与范围，通过学科框架建构对相关理论与学科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推动这些新知识、新理论、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和创建一批具有基础构架和重大现实需要的新学科，如城市科学理论、城市环境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信息科学等，一方面，以城市科学理论建设改变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支持而长期存在的研究分散、话语杂乱、学科间缺乏协调和整合等问题，为在城市科学整体框架下改造旧学科、建设新学科提供可靠的基础与原则；另一方面，以城市环境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信息科学等为中心，通过跟踪与解决城市重大与关键问题，实现传统城市研究的升级和新学科方向的融合，为带动相关理论研究的系统集成及协同创新提供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