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包括雄安新区在内，我国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共有19个。与同级别的滨海新区、两江新区、舟山新区、天府新区等相比，只有雄安新区被明确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

我国的新城新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聚，而各城市的老城区无论在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都已很难适应现实需要，这是我国大规模建设新城新区的主要原因。从我国新城新区的发展历程看，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以1979年设立的蛇口工业区为起点，主要是国家和各省市设立的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等“功能单一”的新城市化区域。第二代以1992年浦东新区的设立为标志，是在行政管理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和较大自主权的综合性城市中心。⁽¹¹⁾从发展现状与趋势看，我国新城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城新区的转型和创新发展，原因在于，它们在最初规划和建设时的城市发展理念比较滞后，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等新要求，同时其空间、产业、信息化、公共服务等专项规划也已落后于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

雄安新区是我国第三代新城新区的代表，与以往的新城新区主要是圈地、投资和上项目不同，雄安新区是作为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补京津冀协同发展短板和开辟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新路径而推出的。在其中也可见出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发展的新趋势。在城市化依旧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城新区今后仍会不断设立，但由于此前设置的新城新区存在的盲目规划、人气不足、产城不融合等问题，那种大批量复制的时代无疑早已结束，因而第三代新城新区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国家战略布局的空白点上“落子”，以占据新的战略要地的方式，盘活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棋局”，这主要以雄安新区为代表；二是通过对新城和老城的功能优化和布局调整，从而形成有利于国家战略实施和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支点，这主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一般来说，在经过30多年快速的城镇化之后，真正的战略空白点已经所剩无几。这是雄安新区尤为难能可贵之处。

拥有3 000多年建城史与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超23 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500万辆，既有“首堵”之戏称，又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说明这座大城已经“病得很重”，对此最具实战价值的对策是减去已超过它承载极限的东西。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¹²⁾中外历史上很多都市的迁移和扩建，都是出于遵从自然规律、协调人和自然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汉唐的双都城——长安和洛阳，还是唐代对隋朝都城、元代对北京城的扩建，都是因为旧都不能满足帝国首都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从西方现代大都市的角度，19世纪下半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在出现了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另建新城的策略。

“树挪死人挪活”，对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在积极应对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另择空间建设一个国家副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业生产中的轮耕制，雄安新区的设置，可以看做是“都城空间轮耕制度”的一次探索，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www.daowen.com)

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具有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首先，雄安新区一直是潜水的交通战略要地，距北京、天津只有100公里，属于高速1小时、城际高铁半小时的交通圈内，此次浮出水面，有望在京津冀腹地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地”。

其次，城市化水平较低，新区内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坐拥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还可连带解决京津冀区域的“中部塌陷”问题。

再次，远期规划面积2 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经济特区（1 990平方公里）略大，不到浦东新区（1 200平方公里）的两倍，建成后可容纳人口超过1 000万，这样的规模和体量足以为解决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且与其他地方相比，3个县城的建设成本又是最低的。

最后，具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系统效应。比较而言，在一穷二白上，雄安新区有些像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在后发优势上，又像当年和浦西一江之隔的浦东，前者深入战略前沿，后者具备雄厚的外势。在没有这个新区时，谁也看不出京津冀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如何互动，而一旦有了这个新区，一幅“南深圳，东浦东，北雄安”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宏图已跃然纸上。在战略一词已被用滥的当下，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战略规划，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国家大局设计和一种前瞻性的千年城市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