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事发突然，大家最初的反应是都觉得设置雄安新区的决策过于仓促，一时间街谈巷议，见仁见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众人所猜测和议论的，因为像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战略全局的安排和设计，是不可能贸然作出并发布的。而且可以想象，和当年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一样，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雄安新区依然会经常性地面临各种议论和怀疑。而只有把相关的信息和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客观认识雄安新区设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知道，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确立的三大区域战略之一，由于这一战略事关首都北京及整个国家的管理和运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还要优先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两市一省及相关部门为此投入了巨大的智力、人力和物力，但从现实效果来说则可以“不大胜亦不大败”一语概之。对此可从几方面加以了解。

第一，在雄安新区设置之前，各界曾有过很多的“设想”。如近年来在新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迁都说”，它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由于环境、大气、人口、交通等原因，北京作为首都的承载力已经严重超过负荷。有一些地方甚至已蠢蠢欲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省济宁市提出要建文化副都，主要目标是要承担首都北京的文化功能。⁽¹⁾

第二，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大城市病，首都北京近年来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裁撤驻京办、开展企业搬迁、治理交通拥堵、遏制房价上涨、调整区域规划、建设新城新区、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等，可以说各种能想到的办法、能借鉴的城市治理经验都轮番实验了一遍。但首都北京的大城市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减缓。

第三，为了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北京市委市政府2015年7月做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很快排出到2017年底将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日程表。这是由于疏散其他部门和人口的难度非常大，北京市只能“先拿自己开刀”。根据相关测算，这一决策只能疏散出40万左右的人口。⁽²⁾这与北京目前已有的2 150多万常住人口相比，其作用不仅十分有限，而且根本达不到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目的。

第四，一方面是已有人口和部门疏解不出去，而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市拥有的优质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增速仍在持续快速增长，使已有的城市化过度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人口是测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发展的主要依据，据2015年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末，在北京市2 170.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占比为37.9%，超过了三分之一。⁽³⁾凡此表明，由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丰富的发展机会，首都北京在对人口和资源的吸引力过于强大，这是北京在城市发展上无法摆脱“越不想摊大饼，实际上却要摊一个更大的大饼”的根源。

第五，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和判断，要想切实扭转北京大城市病日趋恶化的趋势，至少需要从现有常住人口中迁移出500万左右，在这500万人口迁出北京后，还会引起部分流动人口改变其流动方向，加大人口疏散的规模。但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要想在京津冀周边找到一个可以安置500万人口的空间实属不易，不要说天津和石家庄，保定的常住人口也超过了1千万，进入超大城市的序列。因此，要想真正落实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战略部署，只能采取“另建新城”的思路，而且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京津冀地区城市的人口已然相当密集，所以必须是“另建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城”。(www.daowen.com)

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建设工作的启动，与雄安新区设置的各种信息也开始多起来，为我们正面解读雄安新区战略的形成和出台过程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对这些信息和资料进行系统和客观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从河北省“白洋淀科技城”到国家级“雄安新区”的飞跃过程。

2017年4月14日，在雄安新区设立近半个月时，新华社播发了对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专访，从五个方面回答了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决策出台的细节和过程。

一是从总体上说，“在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都主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务”⁽⁴⁾。这说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雄安新区设置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关切。二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阐述，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⁵⁾。这说明设置雄安新区的设想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2月26日提出的“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三是追溯了2015年和2016年高层研究和探索的具体情况，“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思路要明确，重点把握好‘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新城问题。4月2日和30日，……再次强调，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2016年2月2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研究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⁶⁾。这说明在2015年和2016年间，2014年提出的“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又进一步明确为“在北京之外建新城”“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和“集中承载地”等。四是2016年3月24日和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结合“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探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就“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⁷⁾形成共识。尽管2016年的两次会议由于受冬奥会的影响而聚焦在张北地区，但从战略框架上看，跳出北京市、向河北找空间的发展定位已然十分明确。五是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河北省安新县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区，了解有关情况，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并就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4月1日，雄安新区就此问世。

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首届雄安新区发展研讨会上，有专家在发言中讲到的“中关村白洋淀科技创新城”，对了解雄安新区战略的出台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一段话是：“2015年‘9•3’胜利大阅兵后，我们下午3点就跑到现在雄安新区的位置，当时叫中关村白洋淀科技创新城，控制面积1 000平方公里，大体上跟现在的雄安新区差不多。”⁽⁸⁾由此可知，至少从2015年9月开始，雄安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就被国家发改委等关注到并进行了实地调研。尽管我们对这次调研的后续情况所知不多，但其调研成果对雄安新区的设立无疑发挥了重要影响。

与口述史可以相互印证的是一篇关于“河北将建设白洋淀科技城”新闻报道。2015年5月17日，时任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河北廊坊固安“2015创新中国峰会”上提出河北要建“白洋淀科技城”。该报道写道：“河北省委、省政府为白洋淀科技城确定了‘五区一极’的功能定位，将在‘一城五园’的基础上形成‘一城多园’的发展大格局，以‘多园’作为科技城的拓展区，与科技城形成区位互补、政策共享、产业错位、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⁹⁾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中还提到“白洋淀科技城正在加快申报省级高新区和规划论证报批和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并正在筹备启动起步区建设”⁽¹⁰⁾。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中关村白洋淀科技城”和“白洋淀科技城”的规划思路和设想，在空间位置、城市功能等方面都可以看作是雄安新区重要的前期铺垫和投石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