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是“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和“现代中国工业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以浦东新区、自贸区模式等“上海经验”为标识，上海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路径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其他地区和城市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经验、做法和模板，可以说为形成五大战略理念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与五中全会提出的“四大战略布局”相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十三五”时期，应对照五大发展理念及其目标要求，认真总结上海“十二五”时期的经验和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中继续做好“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不仅有这个实力与条件，也是历史赋予这座伟大城市的新使命。

创新发展是上海最突出的城市精神和实践风格。这既与上海在科学研究、产业技术、中国制造和上海品牌等方面的百年积淀密切相关，也是由当今上海所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两方面所决定的。按照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城市划分标准，上海已不再是“特大城市”，而是属于为数不多的“超大城市”之一。在经历了前些年的高速发展后，上海的各种资源与环境条件已濒临红线，大城市病日益严重。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对上海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新要求。2015年，“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上海“一号课题”加速研究和布局，在随后出台的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中，明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并“跻身全球重要创新城市行列”的目标。在此目标下，上海的科研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已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创新资源迅速集聚，目前的“大张江”已集结了全市80%以上的科技创新资源。但也存在中体制机制不健全、“颠覆性创新”少、创新商务成本偏高等问题。如何把“创新发展”理念与“科创中心”建设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上海“十三五”时期发展的重中之重。

协调发展既是上海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目前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为了促进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上海一直在调整城市战略定位。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的目标是“经济中心”，2000年以后，变为以“四个国际中心”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大都市”，但仍局限在“硬件”上，2007年上海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补齐短板，走过了一条从“一个中心”到“四个中心”，从“一个城市”到“两个城市”（国际大都市＋文化大都市）的探索道路。但这主要是在顶层设计上完成了对城市主要功能和目标的协调，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西方同级的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不在硬实力上，而在软实力和软环境。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产业竞争、交通联动、环境保护、社会服务等协调问题依然艰巨。在“四个中心”方面，航运中心进展相对滞后，而金融中心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在城乡一体化方面，一些珍贵的传统村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些都是“十三五”时期需要重点抓紧落实的紧迫性工作。

资源不足是上海发展的最大瓶颈，绿色发展成为上海发展的当务之急。上海是个美丽的沿海城市。但由于自然资源匮乏，生物资源匮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林木资源有限等，同时由于过度的利用和污染，上海目前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上海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上海的建设目标是国际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人口和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前者需要宜居的城市环境，后者需要有足够的土地发展经济。但上海在这两方面均不乐观。首先，上海市区土地严重超过负载能力。截至2014年底，全市建成区面积3 124平方公里，超过市域陆地面积的45%，已逼近规划规模3 226平方公里。所以在新一轮城市规划编制中，已设立了城市建设用地“零增长”的红线。其次，上海市区土地规划建设严重不均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业用地比重过大，高达27%。而公共设施和绿地的用地比例偏低，如人均公共绿地仅为7.1平方米，而养老及社区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也相对不足。其他还包括大幅降低能耗和碳排放等。如何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平衡好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也是上海在“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大考”和“难题”。(www.daowen.com)

上海具有开放发展的优良历史传统，也是中国开放发展水平最高的大都市。在宋代，上海一带已有日本、新罗等国的海船进行官方贸易。在十九世纪上海首先开埠通商，是上海在近现代迅速崛起的决定性条件。2001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时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曾引发国内180多个城市竞相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时代大潮中，2013年8月国家在上海设立了首个自贸区。截至2015年，上海自贸区前后两批54项开放措施，有近900个项目落地。在第二批31项开放措施中，也有多个项目落地。此外，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出台的《上海自贸区中外律师事务所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实施办法》和《上海自贸区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的实施办法》等，一方面大幅减少了国际投资贸易的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也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不断刷新着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内涵。但坦率而言，上海在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人口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尚未真正建立、服务业开放程度不高、外资管理审批环节多等。“十三五”时期，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城市，在“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中应有更大的手笔和更良好的表现。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基本内涵。实际上，上海差不多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在共享发展方面可以说走在国内前列。一是目标领先。上海市提出到2020年在全市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城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还有上海市将于2016年实施《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二是成绩显著。和一般城市的“一小时服务圈”“半小时服务圈”不同，目前上海已建成10—15分钟的社区养老服务圈，到2020年底将实现全市街镇与基本管理单元的全覆盖。但也有不足。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例，在徐汇区、静安区等中心城区，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而郊区平均每3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个别的如奉贤区奉城镇，100平方公里只有1个。不仅数量分布不均，服务水平差别也比较大，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社区文化中心被挤占、挪用等问题。如何结合特大型城市的海量需求和特点，由政府牵头，广泛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城市共享发展新格局，也是上海在“十三五”时期需要重点规划和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