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发展是中原崛起的必由之路。没有一种“质的变革”或“层间飞跃”，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的河南，就只能是现代化进程中亦步亦趋、步人后尘的“小跟班”。但就当下而言，要想实现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不是“胸怀大志”或“壮怀激烈”，而是要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流与趋势“明察秋毫”和“见微知著”，以便找到支撑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支点”并设计出符合自身需要和长远利益的最佳框架。

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主流趋势，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重点可初步明确为三方面：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挑战越来越严峻，全球有识之士提出的基本对策即以文化发展带动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创新。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均表明文化发展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文化强国”战略，明确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¹⁾，则为此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治保障。中原经济区是中国现代化一面镜子，一方面是农业人口巨大、自然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传统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具体到中原经济区建设，如果说前者提出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迫切性和严峻性，那么后者则意味着河南更有条件和能力在“文化强国”战略中有所作为。就此而言，应把文化发展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核心目标，其中特别需要规避的是再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子，使文化发展成为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道路的突出特色和优势。

城市化是中国、尤其是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以交通拥堵、住房短缺、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等为基本特征的“城市病”，其次是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典型，对城市本身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的“城市文化病”。后者直接关涉人在城市中生活的意义、价值和“愉快不愉快”，是比“城市病”更难治理和应对的当代城市综合征。但无论是“城市病”还是“城市文化病”，其根源都可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这种以现代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旧城市化模式，不仅恶性损耗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严重败坏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传统和价值体系。正是基于对不可持续的“经济型城市化”的反省和觉悟，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战略。与之相应，“新型城镇化”也正式进入中原经济区规划和战略目标体系。文化城市是我国新型城市化首选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劳动者的主体生产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一言以蔽之，文化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代表着我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主流趋势，一方面，它突破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符合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文化城市建设有助于解决道德滑坡、信用危机和不断恶化的都市精神生态等问题，符合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长远利益。由此可知，文化城市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先进发展模式。如果说“经济型城市化”是影响中原经济区城市化质量的主要原因，那么也可以说，文化城市将成为解决实现河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机制之一。就此而言，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城市发展，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文化城市同时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和需要，是中原经济区实施“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牛鼻子”。把文化城市作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模式，有助于彻底摒弃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旧城市化道路，不仅可为综合解决中原经济区建设各种矛盾与困境提供了一把钥匙，也可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产生一种积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www.daowen.com)

首先，城市群是世界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从全球范围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的西方城市纷纷开始扬弃“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单体式”城市理念和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和多样性的交通交流体系为中心，在打破区域内城市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上缺乏联系和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群。“单体式”城市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内则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前者往往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后者则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建立良好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可以有效解决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区”在中国具有“准城市群”的特殊内涵，主要用来指称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内部交往不够发达和层级关系处于培养阶段的城市群。沿京广、陇海十字大通道分布的河南城市密集区之所以在国家战略中最终以“中原经济区”冠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但从长远看，由于城市群的框架内容和发展目标更科学和丰富，特别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新型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那些发育较快、较好的“经济区”不仅会选择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会很快实至名归地进入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群系列中。中原经济区本身由河南下辖的9个地级市组成，目标是建成一个有着良好层级和分工体系的城市共同体，从跨越式发展的角度，应及早和更主动地按照城市群的形态与功能进行规划和建设。

其次，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城市群本身在形态和模式上也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逐渐向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演化。如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集聚规模曾是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指标，但随着城市病在城市群内的不断蔓延和升级，如疏解中心城市过度集聚的城市要素和功能、对城市进行有机规划、根据城市生活的特点进行“集聚”或“疏散”规划等，则不同程度显示出城市群从“经济型”向“文化型”、从“物本”向“人本”的转变。这也是发展在前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刻教训。表面上看，直接的经济利益是影响我国城市群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一切政治与经济矛盾在最深层必然都涉及文化领域。以长三角为例，不是其中的每个城市不明白只有组团作战才能实现共赢，但那种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的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一直是纸上谈兵，深层原因就在于缺乏能有效解决城市间矛盾与纠葛的文化交流与心理认同机制。⁽²⁾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中原经济区应定位于建设以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资源再生为主要生产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以自然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文化城市群。这是单体意义上的文化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也是我国未来区域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和理想模式。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既跨越了西方传统的“单体式”城市发展模式，也跨越了当下十分普遍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跨越式发展的最高境界是自主设置游戏规则的权力和维系其良性运转的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悲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刚刚适应了某些游戏规则，或者说刚刚能够运用这些规则开始为自身服务时，却突然发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升级和全面更新，而自己只能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此而言，文化城市群正处于探索和建立规则的时期，在有“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之称，“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战乱时期是必争之地，许多史实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作用”⁽³⁾的中原地区，应把文化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