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既凸显了城镇化与现代化、扩大内需的紧密关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解读、分析和阐释的关键命题。我们知道，“现代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国家战略规划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与象征。而“扩大内需”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攻关期，特别是应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矛盾冲突时的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也可以说，“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则是当务之急，而“城镇化”则成为解决“近忧”和绸缪“远虑”的中坚和桥梁，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枢纽作用。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三者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看，“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以“工业化”为中介和动力，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叠合、同步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化意味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业生产方式为基本手段，深刻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空间环境、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使城市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和主流。大约在半个多世纪前，一位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曾写到：“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人都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城市支配着人们的工作、娱乐、居住、社交以及所有日常生活，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也反映着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化特征。……城市的规范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⁹⁾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描述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沧桑巨变，具体说来，一是传统农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2 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 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¹⁰⁾二是传统城市由政治型城市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¹¹⁾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与持续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所以说，如果没有当代工业化进程，就既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令世界瞩目的城镇化。

其次，从“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相互关联看，以“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为基本原理⁽¹²⁾，“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木之本”和“水之源”，“扩大内需”是“城镇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两者的协调关系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城镇化的直接成果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城市是天生的消费主义者，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扩大内需”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前景。关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不仅已有定论，也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前景。2002年，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曾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¹³⁾2012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快速发展。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¹⁴⁾(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城市化相比，当今世界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高成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强大的经济支撑才能推进。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09%飙升到2011年的51.27%，一直以年均超过1.5%的速度增长，并在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据国内学者的相关测算，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会以1或1.2个百分点增长，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城镇化将对最终消费需求产生强劲的推动。“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照2011年数据测算，平均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此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拉动相关的投资。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可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¹⁵⁾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环境不断趋于恶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依靠资本形成驱动的爆发式增长逐渐退居二线，以国内消费为长效拉动机制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需求，必然使城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

此外，在对待农民、农业的认识和政策上，当今中国与传统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千百年来，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在面临和解决农村问题时，主要是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即要把农民留在土地上。但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正如马凯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¹⁶⁾，通过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国家共识。而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渐破冰，包括开始试水的异地高考、农民工城镇化等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化仍会持续高歌猛进，必然会极大地提升我国城市消费的能力、规模和水平。由此可知，李克强总理提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是十分正确和科学的战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