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发展热浪滚滚、“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概念并被社会各界和媒体高频使用的当下，实际上很有必要提出一个具有基础和前提性的问题，即“城镇化”这个概念的确切内涵是什么？进一步说，它与人们日常习惯使用的“城市化”“都市化”等具有家族类似性的概念有何本质上的异同，以及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与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城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此而言，当下的这种情景和态势，很容易使人想到海德格尔当年对“存在”一词的困惑。在《存在与时间》扉页上，海德格尔曾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³⁾而在这些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阐释上的缺乏和含糊，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代人对城市发展应有的正确态度与理性判断，同时也会由此深入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必须回过头来“补课”和“交代”。

依据人口和资源的空间流动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层级体系，我们曾提出过当代城市化进程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三个层面。⁽⁴⁾也可以说，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这三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构成了认识和研究当今城市化进程规律和特点的范畴群。由此可知，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概念，主要是“城市化”和“都市化”，其中，“都市”与“城镇”的层级差异比较明显，而居于中间层的“城市化”成为我们界定“城镇化”概念的关键。但在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和区别一直比较含糊，原因在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英文拼写均作Urbanization，究竟译为何者、如何使用完全基于学者的个人选择和判断。尽管在概念上略有差异，但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是指农业性的环境、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但在这些城市化研究中，也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关注点主要集聚在农村人口与资源转变为非农性的人口与资源，而至于它们是转移到小城镇、大中城市，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特别是由于城市规模和层级差异而对原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般的城市社会学是很少考虑和加以细分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城镇化”不作概念上的细分，经常混搭在一起交错使用，也根源于此。

但在当今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城镇化”概念高调进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本质区别越来越明显的当下，很有必要在逻辑上严格区分城市化的不同形式并将其各自的特殊内涵加以揭示和固化，以便为规模宏大、层次繁复、矛盾交集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清晰的“内在生产观念”和“客观理性指导”。当今世界是城市时代，不同层级和规模的城市，不仅在外观和形态上发生巨大变迁，更重要的是在功能和本质上也早已迥异于传统城市。从层级体系的角度看，当今城市化主要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二是以大中城市（区域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三是以国际大都市（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⁵⁾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人口和资源三种不同的流动和集聚方式，并对不同层级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审美趣味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在当下的主流城市研究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却很少对这三种城市化形式做严格区分，其后果是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各种“伪问题”的产生和流行（如“北上广”特有的很多大都市问题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城镇就很不真实），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制定系统性的层级战略规划和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我们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的层级差异越来越明显的当下，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分别指称当今世界的三种城市化形式，不仅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同性质和来源的城市化问题得到正确的反映并获得真实的名分，同时也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同时，这也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统一思想意识、形成发展共识及超越各种肤浅无根的理论研究与战略设计的当务之急。(www.daowen.com)

和很多“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一样，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部分学者之所以选择“城镇化”概念，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至今“三农”问题仍相当突出，其中很多新问题、新矛盾都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直接相关，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人口、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及其质量，仍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要素与根本性矛盾，就此而言，在国家战略中使用“城镇化”概念，表明了国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重大关切。二是从学者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不少学者出身于农民家庭，早期的乡村生活经验和后天的“悯农”心理，使他们更喜欢把目光凝聚在作为城市化最低层级的乡镇空间，有时还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逆城市化”及“反对大都市”的倾向与问题。⁽⁶⁾三是从理论谱系的角度看，则与我国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乡土中国”学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中，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等现实原因，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代表，其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长期凝聚在乡村与小城镇上⁽⁷⁾，而对快速的城市化、特别是都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学术积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尽管自2005年以来，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突破了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在文化心理和理论谱系的共同作用下，很多学者依然倾向于认定“微型城市化”“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形式。这是“城镇化”概念远比“城市化”“都市化”受欢迎并被广泛采用的深层原因。

由上可知，以“城镇化”概念指称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基于国家的价值立场和个体的学术训练及文化心理。对此必须阐明的是，使用尽可以使用，但绝不能由此把“城镇化”狭义化为Townization，并将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全球都市化进程相呼应的“大都市”和“城市群”排斥在外。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20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再一次强调城镇化“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⁸⁾。凡此表明，在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范畴中，本身就包含着Urbanization和Metropolitanization的内容。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其在内涵上包括了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三个层级体系，以与一般理论研究中狭义的“学术概念”区别开。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准确内涵，防止把“城市群”“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对立起来，以实现对我国层级复杂、形态多元的城市化进程的科学引领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