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巨型特征”的中国式城市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网络中发现深层次和关键性的问题与矛盾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尽管中国式城市化在空间进程上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即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在不同区域中共时展开、分层推进。同时，在人口城市化上也具有多元性的显著特点，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的复杂构成，也使人们在判断和选择时十分困难并容易顾此失彼。但从深层结构看，我国的巨国型城市化进程，同样受制于客观、主观及主客体相互交织形成的实践环节，也就是说，从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环境、主体存在及当代人的城市实践三方面出发，就可以在异常复杂的关系网络和现实局面中发现影响和制约中国式城市化的瓶颈性问题。

首先，“人多地少”。这是从中国式城市化的空间环境角度讲。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和永恒困境。时间问题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空间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某种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与“地广人稀”的大国发展相比，空间和资源不足是巨国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中国城市发展的前景主要基于我国城市能否在短暂的机遇期内获得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物质与环境条件。尽管中国在国土面积上属于大国，但在加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参数之后，空间与环境容量就成为一个绝对不容乐观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愈演愈烈。特别是2010年出台的两大重要文件：一是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提出到2020年将我国“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二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表明我国对城市用地的管控措施和制度越来越严。可以想见，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空间资源将会越来越紧缺，同时像过去那样违法用地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就此而言，如何在中国城市政策体系框架内获得足够的土地与空间资源，即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客观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推动中国城市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现实挑战。

其次，“人多嘴杂”。这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主体问题。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自觉和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一切实践创造的内在基础和条件。正如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是人类在重大历史实践中取得胜利的保障。但在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三种主体，无论在精神意识上还是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都很大，在一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上很难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立场。如对国际大都市的态度，众所周知，十七大以来，“城镇化”和“国际化”正式进入中国五大国家战略体系，这在深层则意味着“国际大都市”对内承担着引领、辐射、示范和率先发展等艰巨使命，对外面临着探索、开拓、深入旋涡中心和争取民族话语权等重要任务。但受城市病等现实问题和矛盾的刺激，近年来我国对“国际大都市”的“大批判”一直不绝于耳，使作为当代城市最高发展形态的“国际大都市”沦为过街老鼠，舆情压力巨大，处境十分尴尬。这不仅容易在思想和认识上造成很多的片面或错误，同时也会直接影响我国城市的政策、规划与管理。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城市舆情研究与发布上。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以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为代表的城市舆情研究迅速升温。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扎实的实际调研、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不少存在着以偏概全、过于随意、学风不严谨甚至是有意炒作等问题，不仅不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存在状况与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城市化主导因素和深层机制的理性研判，还对城市管理、决策及都市日常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和引导，很多城市的“拍脑袋”决策可以说都根源于此。“人多嘴杂”主要是个文化问题。城市化是当今中国的“国家大事”，对此给予一定的关注无可厚非。但受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影响，每个人都想对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至于形成了无论什么人都在纵谈城市化以及无论什么事情都喜欢扯上城市化的潮流，这在当下突出表现为“主意太多”“一会儿一个主意”“人人都想当家做主”。同时，在互联网和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要想不受干扰、耳根清净、有点定性可以说非常之难。由此可知，“人多嘴杂”已构成中国式城市化在主体方面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我国发展成本高、后遗症多的重要原因。

再次，“不讲规矩”。这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行为和实践问题。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口众多而密集、生产和社会关系格外复杂的城市，明显是一个最需要“规矩”和遵守游戏规则的空间。但长期以来在农业文明背景下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在“人多地少”、竞争激烈的客观环境和“人多嘴杂”、缺乏明确目标的主体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没有规矩”“有法不依”“一切以一己之利害修改游戏规则”是“不讲规矩”的突出表现形式，规矩既包括各种外在的法律、规章、制度和习俗，也包括内心的道德律、良知良能和“不讲规矩”已成为比“人多地少”和“人多嘴杂”更重要和更复杂的综合性疑难性城市病。尽管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对城市化带来的新规则、新程序不够熟悉，或者是很多匆匆出台的新制度、新举措有违人们的愿望和需要，也包括千百年来传承有序的固有规矩体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打乱等。在种种“不讲规矩”的问题中，其中最可怕的是想方设法“打擦边球”和“钻空子”。这不仅只是对规则的漠视和抵制，在本质上也是对规矩本身的解构，并由此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生态，最终使各种城市文明建设的努力付诸流水。比如新城新区开发建设问题。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出台规范土地开发的政策措施，但未批先建、少批多建、越权审批、借壳建设、以租代征等问题却一再重演，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比如城市规划问题，城市规划，千年大计，在有规矩的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一经确立就很难更改。但在我国却频繁出现“换一个领导换一张规划图”的怪象，特别是在过分求新求奇的畸形心态诱导下，很多新规完全不顾城市发展的延续性与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使“被规划折腾”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不讲规矩”在作祟。就此而言，如何通过新的启蒙和教化，使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养成遵守城市规则的品性和习惯，将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历程。

当然，以上三方面只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城市化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固有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之时，一些新的，甚至是相反方面的问题也已来临。比如就在人们还在担忧“人多”的时候，关于中国人口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已“兵临城下”。此外，在空间不足和人力资本红利减少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和人才是否得到了优化和高效使用等。所以说，这种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不仅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在呼唤着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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