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和人口是城市化的两大基本问题。城市发展既需要有充足的空间，同时也需要有大量和高度集聚的人口。一方面，城市的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人口集聚。但另一方面，城市在本质上又是有限的“容器”，一旦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就会导致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并从根本上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化的总体背景可以概括为“地广人多”。一方面，这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面积大意味着“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内需大”，而人口多则意味着“城市化的后劲足和可持续性强”。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优势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条件。早在2002年，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就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2012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同样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快速发展。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在“地广”与“人多”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地广”最直接的问题是容易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人多”则必然会加剧生存竞争的残酷性，特别是在城市化速度过快、人类环境与资源已出现相对或绝对不足的当今世界。与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式城市化在深层结构上是一种巨国型城市化。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巨国”不同于“大国”。所谓大国，一般是指“面积大”或“人口多”，而巨国则特指中国这样“人口多”和“面积大”叠加在一起的国家。对于前者而言，或是由于发展空间大而人口数量有限，或是由于人口多但区域差别小，所以很多问题处理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和容易。而中国则不同，由于它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因同时加入人口和区域的参数而被无限放大，结果往往是每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得无比复杂，这就是基于“地广人多”而必然导致的“巨国效应”。巨大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既是中国式城市化呈现出的独特景观和深刻内涵所在，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异常复杂和分外曲折的根源。

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城市化相比，基于“地广人多”的“巨型特征”，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很难借鉴和使用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或者说，即使在其他国家和区域很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一旦纳入中国巨大的空间和人口框架之后，结果往往是变色、变质和走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学习和引进了很多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大的方面如新城规划、城市交通建设，小的方面如主题公园、汽车限购，其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以夭折和失败而告终，也基本上是不解决现实问题的。二是由于在层次和关系上过于复杂，巨国型城市化在深层机制上具有明显的“测不准”属性，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预测和判断都是无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以城市化水平为例，2002年，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会从2000年的36.9%发展到2020年的50%。⁽¹¹⁾但实际上，我国城镇人口在2011年年末就达到69 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为51.27%⁽¹²⁾，这几乎比当时的预测提前了近10年。还有对城市房地产、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唱衰”或“雄起”的预测和判断，其大多数也都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其中尽管也有“专家的知识与职业素质”问题，但从深层上看，显然与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内涵及“巨国效应”关系更加密切。(www.daowen.com)

在某种意义上，这还揭示了提出和建立中国式城市化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尤其是不可能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走西方曾经的城市化之路，这是当下很多基于西方理论和模型的研究频频被中国城市化进程嘲弄和遗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于政治制度机制问题、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先天不足，特别是时间紧迫、环境复杂等原因，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很多问题在西方都是很难碰到，或者是只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实质上却大相径庭，这是很多西方政策与对策在中国往往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源所在。但对此也不必过于悲观，而是应在应对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问题和现实挑战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式城市化在逻辑上的合法性及在历史中的合理性。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仅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同时也在各种失误和教训中得到了锻炼，并初步为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化理论、政策、制度和路径准备了理论资源和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