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与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农业负担沉重、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而素质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适应和融入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相对匀速、分布相对均衡的欧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点有两方面：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是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大城市化”；在国际和洲际范围内，是以欧美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化”，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席卷一空。也可以说，拉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被都市化”，随着辛苦积累的各种资源严重流失，固有的城乡差别、城市之间的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城市化道路异常艰难、风险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极限。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1.6%，到了1980年，这个数值飙升到65.6%，接近了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尽管联合国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国家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出台相关措施，希望城市化的节奏慢下来，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到了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到本国总人口的89.6%、79.9%和75.4%，其中，最突出的是乌拉圭，高达93.7%，远远超过了欧美。中国尽管没有拉美快，但也速度惊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过去说是10.6%，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是7.3%，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于18%。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个数值由2000年的36.09%，飙升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相当于每年新增2 000多万城市人口。据相关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 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⁷⁾在短期内激增的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载极限，这是中国和拉美一样，每个城市都人满为患、资源与服务短缺、城市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不利于国家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主要是“被都市化”产生的后遗症。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与欧美那种相对自然的发展进化不同，被各种外力挟裹、操纵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国家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这直接表现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会学使用这个概念，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但实际上，由于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分布状况。比值越低，表明人口与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平稳有序，问题和后遗症比较少。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比较正常。欧美国家大都如此，如美国纽约、意大利首都罗马、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别为1.7、1.6和1.2。与之相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首位度是8.6，秘鲁首都利马是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11.5，后者还集中了全国37.3%的人口。在中国，城市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以科研资源为例，首都北京的主要数据为：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两院院士，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技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⁸⁾当时媒体在披露后一数据时，用了《充满生机的合肥》的题目，但是整个安徽呢？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其他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www.daowen.com)

再次，贫困和贫富差距增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拉美地区的贫困化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失业率。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拉美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为7.3%，到了2003年，上升到10.7%，城市失业总人数超过了1 670万人。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是拉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自身的造血能力与经济发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严重依赖外资。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纵，往往伴随着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侵略，加剧了拉美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多年来的统计表明，拉美国家的平均偿债率已超过20%，一旦借不到钱或资金外逃，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并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之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城乡和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国际大都市四周，环绕着3 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⁹⁾还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的数据，与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18.9%上升至2002年39.1%同步发展的，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 000万上升到19 300万人。⁽¹⁰⁾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如中国不少城市中城管和小商贩的冲突，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也经常可以看到，不过巴西的城管叫城市护卫队员。冲突的情节也高度一致，就是城管没收货物，而小商贩拼命保护货物。

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与拉美模式有本质不同。第一，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艰巨任务，但与拉美在国体和政体上深受西方影响，频繁出现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及政策延续性相比，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体独立自主和政体稳定有序，中国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第二，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城市化挑战面前往往束手无策。在改革开放中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巨大。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根据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第三，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2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浸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