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模式相比，首先可以感到两者的明显差异。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200多年，美国已经很快了，但也持续了100多年。在20世纪中叶，欧美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到70年代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一部分人口从城市或中心城区回到农村和郊区，这也是大自然对城市化降温和减速的一种常见手段。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可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标识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城镇数量增长。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城市人口看，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1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20年增长1倍。在中国，1978年全国计有小城镇2 176座，到2000年猛增至20 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过了820个。⁽²⁾还可以举两个城市来说明中美的差异。1781年的洛杉矶，只是“一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从1960年开始，洛杉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在生产就业和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已超过了大纽约”。对此西方学者曾评价说：“这在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也许都是无与伦比的。”⁽³⁾但只要与中国深圳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确切。在20世纪末，曾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2000年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20年看深圳”。从南海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起步，发展到4万级的人口规模，深圳只用了20多年。这种超常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国在不少方面近于拉美模式，而明显有别于欧美。

但欧美城市化毕竟代表着主流，我国也深受影响。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越来越欧美化。如在城市战略上，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海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标志着美国已由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入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阶段。截至2005年，美国已有10个大城市群。比起传统的大城市，城市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贯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存与竞争的重要法则。在欧美模式影响下，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都市化时代，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大都市”，长三角、珠三角则提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和欧美一样，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集聚着国家和区域最优质的人口、资源和资金，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板块。再如城市设计。对西方设计的盲目崇拜和追捧，已成为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痼疾。如上海金茂大厦出自美国SOM公司、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出自美国FPA建筑师事务所、首都机场航站楼出自英国福斯特、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出自英国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的统计，中国在建的荷兰建筑师作品已超过了300座。⁽⁴⁾原因在于，很多管理者都错误地以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实际上，这跟一个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别。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欧美化。以“性观念”的变迁为例，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报道说，中国青年男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轧马路”了。但20多年以后，如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人体写真、伟哥、同性恋、小姐、婚外情、同居、毛片等，已被国内媒体列为20世纪90年代的关键词。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很难说还有什么传统和特色，不管是“硬”的城市空间和建筑，还是“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www.daowen.com)

但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重要经验与事实。以城市战略为例，2005年7月21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183个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定位⁽⁵⁾，立竿见影，这股“国际大都市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成为“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在生活方式上，一位俄罗斯专家特意写道：“说西方化已经完全战胜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言过其实了。上面所列举的只是年轻人中间的现象，而且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老一辈人和小城镇的居民所受的影响则要小得多，他们构成了人口的主要部分。而且，中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有别于西方的基础之上。人与人的关系中道德和伦理所占成分多于利益。”⁽⁶⁾凡此表明，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与拉美国家不同，在中国特有的政体、国体、历史、文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些不易觉察、仅仅属于自身的深层规律和特殊原则，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欧美的逻辑前提和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