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全球步入城市时代的世界背景下，特色文化城市研究主要基于文化城市正成为当下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与战略目标。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越来越严峻，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共同对策是走文化发展之路。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社会建设、文化生态与心理健康的深层作用，都表明文化发展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在人类进入城市时代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一方面，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由此可知，在人类发展的文化自觉和当代城市走出现实困境的双重推动下，以城市文化功能为核心的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中国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引发了全球城市对文化战略的高度关注，并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建设“文化城市”的行列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同样走过了一条从沉溺于主要以GDP增长作为衡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到以“宜居城市”（北京，2005）、“文化大都市”（上海，2007）等为独特发展目标的文化转型之路。其中，具有时间节点意义的是2005年7月21日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以全国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对象，严厉批评了这些城市在定位上的不切实际以及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等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城市科学规划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以“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城市已改弦更张，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更多的城市纷纷提出“生态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新城市”等发展目标，都可以看作是已与全球城市发展主流和先进城市化模式殊途同归。

在我们看来，文化城市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一言以蔽之，它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²⁾进一步说，文化城市理念的产生及其在人类实践中的展开，既符合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也是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就前者而言，在后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当今城市不仅远远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就后者而言，人类有限的环境与资源已无法支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化模式，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必然选择，传统上以现代工业起家、在后工业社会中又成为文化产业和各种新型经济的大本营的城市，则必然面临着首当其冲的现实挑战，必须承担率先转型的先锋使命。

其次，特色文化城市是文化城市的一个基本类型，也是我国当下文化城市建设的重点形态。在这个新的研究对象与领域中，主要包含了城市病、城市文化病、文化城市、城市特色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对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内在关系原理与相互作用机制加以梳理和辨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并确立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框架结构，为我国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和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发展路径。(www.daowen.com)

第一，在城市病、城市文化病与文化城市之间，一方面，城市病是城市经济功能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城市经济功能的片面发展直接导致了城市文化功能的急剧萎缩，因而可以说，我国近年来“国际经济大都市”的定位与战略，直接导致了我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集体退化，并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文化病的深层根源；另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文化病，则在很多方面直接加剧了城市病的症状与程度，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和干扰了城市发展的质量。⁽³⁾在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恶性循环中，一方面，使城市的文化功能不断受到摧残和破坏；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需要现实地生产出来，逼迫中国城市集体反思其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并提出文化城市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在精神上的衰败直接催生了圣洁的基督教文化一样，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也是推动我国城市提出文化城市这一更高发展理想的现实土壤。

第二，在城市病、城市文化病与城市特色之间，一方面，城市的客观本质是“容器”，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的爆炸式增长是引发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其影响不仅表现在房价飙升、交通拥堵、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等方面，同时也是城市空间大拆大建、传统文脉遭到破坏、城市特色迅速消失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城市的最高本质在于“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城市的文化功能高于城市的其他实用功能的根源，当城市的文化功能被城市的经济功能绑架之后，城市发展就不再服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最高本质，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以“城市规划的同质化”与“崇洋媚外”、“城市品牌的粗制滥造”与“低俗化”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病泛滥成灾，也是我国城市特色消失、千城一面、同质发展的深层原因。由此可知，城市特色既是城市文化健康与否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发展的质量与真实困境。因而，探索和研究我国城市的特色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筑、规划、设计等硬件和技术层面，而是应该与我国城市文化功能的衰落、治理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现实需要以及建设文化城市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以城市特色的研究与重建为切入点，寻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综合解决。

第三，在文化城市与城市特色之间，以城市文化功能为中介，两者具有一体两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化城市作为以城市文化功能为核心而再生产的城市形态。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建立在不同自然环境、历史空间文脉、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审美心态等之上的城市特色，每个健康的城市都应有独特的形象、性格、精神与气质。另一方面，城市特色是城市文化生产与精神创造的直观表现形态。作为历史财富与文化资本的城市特色资源（如城市特有的历史空间、社会生态、文化风俗等）在城市规模和经济扩张中传承和保护得越好，就说明城市的文化机能越健康、在城市发展中的制衡和协调作用越大。相反，城市特色的消失，则直接彰显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正患上城市文化病和城市病，表明其城市化进程本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由此可知，特色文化城市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晴雨表，直接显示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质量。

由此可知，在“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框架和视域下，把原本主要属于城市规划学“城市特色”和属于城市文化学“文化城市”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功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特色重建是修复中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抓手，而城市文化功能的健康成长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以城市文化功能修复和城市特色重建为现实切入点，还有助于探索和发现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型城市化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