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质疑和否定新城新区的言论，尽管在局部或某些区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反思我国新城新区粗放规划和建设的问题及教训。但问题在于，由于在数据材料和观念理论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它们并没有“搔到真正的痒处和痛处”。而在“逆城市化”观念和思潮的影响下，一旦“质疑和否定”成为目的本身，而不再是批评和改造现实的手段，这些言论有限的积极意义也就丧失殆尽。概括而言，这些言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缺乏对新城新区的理论研究，不理解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必要性。

从城市史的角度看，西方新城建设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初衷是解决当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出现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等。英国最早的新城理论家和规划师霍华德认为，“城市病”根源于城市中各种要素的过分集聚，提出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应加以控制，通过建设新城接纳城市的新增人口和经济。⁽²⁾道理很简单，正如芒福德把城市比喻为“容器”⁽³⁾一样，当“容器”内的东西过满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不是“小打小闹”地“挖掘内部潜力”，而是为“装不下的东西”找一个“新容器”。各地大规模的新城新区建设，和我国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比为36.09%，至2012年迅速飙升到52.5%，以年均超过1.35%的速度增长。据相关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 800平方公里。⁽⁴⁾如此大规模和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空间有限、基础设施脆弱的老城区的承载极限。为了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城市开始大规模建设新城新区，这完全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城市“爆炸式扩张”的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泛泛地谈新城新区“多还是少”，特别是不能与人口总量有限、城市化速度较为均衡的西方国家机械地比较，而应与人口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等中国问题与经验结合起来，才能对我国建设新城新区的必要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尽管不否认其中有“政绩工程”和“鬼城”问题，但如果全盘否定新城新区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则是十分荒谬和罔顾事实的。很多新城新区，特别是大城市、东部发达地区，也包括中西部中心或主要城市的新城新区，已成为我国城乡人口就业、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功能区。相关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⁵⁾有预测指出，快速的城市化有可能使中国GDP的增长重新恢复到9%⁽⁶⁾的增长率。在其背后，集聚着大量新城市人的新城新区可以说功不可没。相对于空间狭隘、基础设施落后的老城区，新城新区在大规模解决人口居住和就业、在整体上带动和引领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关键作用。

其次，缺乏对新城新区的历史研究，不了解历史就容易“跟着感觉走”，也不能对我国新城新区建设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从新城新区的发展历程看，从不存在一开始就规划完美、高质量的新城新区。以最早建设新城的英国为例，就先后经历了三代新城的建设过程，其第一代新城又称卫星城，主要功能是疏解与分散中心城的人口和功能，主要类型为居住新城、工业新城、教育新城、科技新城等。后来发现卫星城对中心城过分依赖，造成了居住和工作分离、交通拥堵和通勤成本过大及新城公共设施和服务不足等问题，才开始强调卫星城市的独立性，并逐渐过渡到规划建设相对独立的新城。从规划功能单一的卫星城到相对独立的新城市中心，英国的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主要是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居住小区等，但在遭遇到通勤成本上扬、公共服务短缺、人气不足等现实问题之后，已纷纷启动向“综合性城市中心”的升级和改造。这和英国新城的历程相似，但在时间上已缩短了二三十年。但不了解历史的相关专家和媒体，却很难有耐心研究和观察这一客观进程，由此导致了一些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评价。其中最突出的是“鬼城”说。以被称为中国最大鬼城的“郑东新区”为例，我们2013年暑假在此调研时，发现这里已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梭，甚至是“到处堵车”。据河南省中原经济区办公室的有关同志介绍，河南有1亿多人口，而郑州是省会城市，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所谓“鬼城”“空城”根本不存在。之前之所以“人气不够”，是因为当时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尚不齐全，随着居住条件和环境的日益完善，郑东新区已成为继二七纪念塔之后的城市新中心。他举例说，和郑东新区之前的情况很相似，2002年前后的浦东晚上也是空无一人。郑东新区的个案符合世界各国新城新区的发展规律，即在新城初建时，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和资源的集聚度不够，所以新城总是不如“旧城”热闹，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完善，很多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而关于“人气”问题，一份报告曾称，新城居民的入住率有一个规律，即“前12至18个月内的平均入住率为48%，之后的一年增加19%，下一年为15%”⁽⁷⁾。就此而言，判断一个新城新区是否属于“鬼城”，至少要等上3—4年。但相关专家和媒体明显缺乏这份耐心，由此把新城在某些区域、某些阶段必然存在的空置率高、公共服务滞后、产业集聚程度不高等，误判为我国新城新区的整体和本质属性，则明显有悖于新城新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中国经验。

再次，缺乏全面的数据和科学的经验研究，在现状的概括上比较随意和不严谨，也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新城新区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实质。

以12省区的调研为数据案例基础，以先入为主的“逆城市化”为价值判断，将我国新城新区的主流概括为“鬼城”“空城”，将其主要矛盾描述为“土地浪费”“住房闲置”“资金套牢”等，是一个过于随意和不严谨的判断，掩盖了我国新城新区的多样性和深层问题。我们不否认确有“鬼城”存在，这是中国城市化必须付出的总体代价的一部分。比如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土地浪费”“住房闲置”“资金套牢”等放在它身上很合适。但也要强调，康巴什新区既与新城发展的规律相违背，也不在中国新城新区的“大多数”之列。这是因为，“建设新城新区的前提是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功能过于集聚，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需要以新城新区来疏散城市人口和功能。但就鄂尔多斯市而言，自组建之日起，其人口密度一直保持在100人/平方公里左右，最高峰值只有102.85人/平方公里，这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达到1 195人/平方公里、3 631人/平方公里相比，特别是与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23 000人/平方公里，上海中心城区最高峰值超过40 000人/平方公里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就此而言，鄂尔多斯市根本不存在人口密度过高、城市功能超负荷的问题，所以说，康巴什新城规划和建设，本就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必要性”⁽⁸⁾。进一步说，康巴什新区尽管以新城新区的名义建设，但与那些人满为患的城市不同，康巴什新区根本没有必要建设，所以它最后变成鬼城，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是必然的。(www.daowen.com)

由此可知，研究我国的新城新区，最重要的是把真正符合城市化需要的“新城新区”与各种“徒有虚名”“文不对题”的“伪新城新区”区别开。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把握我国新城新区的整体发展情况，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笼统化、简单化和粗暴化。

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全国新城新区数据库》及相关研究，尽管各地新城新区规划和建设差别很大，但在整体上仍可归纳出几个特点：第一，从数量和面积的综合分析看，建设新城新区面积最大的北京，数量只有11个，全国最少但建设水平很高；一些中西部省份则存在着规模小、数量多、基础设施配置不到位、建设效益低等问题，应成为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规范新城新区建设”的重点。这与相关媒体的报道与评价也是一致的。如果把“鬼城”限定在这些地区，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第二，从建设面积和分期看，20世纪80年代新城新区建设占总数量的2%，总面积的2.5%；20世纪90年代占总数量的25%，总面积的21.9%；2000年至2011年占总数量的73%，总面积的75.6%。由此可知，2000年以后是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高潮期，行政干预的色彩比较浓厚，一些省份定指标、图政绩等问题也较突出。《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国家发改委也已暂停新城新区规划的审批。所以说，实际上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已经处于“强弩之末”，而不是相关专家和媒体预言的“山雨欲来”。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政绩工程”“人气不足”的“深揭猛批”，而应重点考虑如何解决前10年由于粗放规划与建设的后遗症，以及通过创意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推进已有新城新区的升级换代。第三，从规划和功能的角度看，在纵向上，2000年以前建设的多为经济功能主导的产业区、工业园、开发区等，2000年以后具有综合功能的新城建设开始大规模兴起，所以现在大谈“睡城”“产城结合”“城市规划应先有‘市’再有‘城’”（“必须先有‘市’，再有‘城’”⁽⁹⁾，是一度非常流行的观点，但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偏颇和极端的。这既不能概括西方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只有商业型城市才符合“先有‘市’，再有‘城’”，同时与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大相径庭，因为“中国古代城市一般是先有行政设置、制城，而后逐步发展繁荣”⁽¹⁰⁾。）等，明显落后于城市发展的步伐；在横向上，东部地区新城新区的开发管理模式更加多元化，中西部地区的新城新区则较为单一。特别要强调的是，新城新区面积与城市GDP之间并不成正比，这说明影响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因素相当复杂，简单地归结为经济主导或GDP驱动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第四，从发展趋势上看，地级市及以上的新城新区建设已经趋缓，“未雨绸缪”，在当下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达地区县级市的新城新区建设大潮。如果真如相关专家和媒体所说“治理造城之风到了必须下猛药的时候”，那首先也要找准、锁定具体的对象和目标，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三十大板”。我们认为，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应以县域的新城新区为监管重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正在成为我国新城新区规划建设的主阵地，同时也因为它们更缺乏规范和约束机制，并容易受到投资商和相关利益集团操纵。问题之所以十分复杂，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太快、影响因素和关系矛盾众多，对此只能以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的理论框架去观察和研究，否则就很难切中肯綮并得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对新城新区成长缺乏耐心和“了解之同情”，忽视了国家在新城新区治理上的探索和建设性努力，不利于找到真正的“患者”并开出切实有效的药方。

新城新区建设往往出于现实的急需和倒逼，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权宜之计”，在规划上不够长远、在建设上顾此失彼乃至在管理上的滞后和脱节，均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对于很多问题，也应该以“成长”的眼光看，就像允许一个年轻人犯错误、走弯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拿大都曾一度放任新城建设与开发，并导致了城市畸形蔓延及诸多后遗症。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才开始反思和检讨新城建设，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于1968年制定出《美国“新城”政策》。与之相似，我国新城新区建设高潮是在2000年以后，这一年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三分之一，城市化开始进入快车道，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是我国新城新区开发出现粗放规划和建设，甚至有失控之虞的根源。但对其出现的问题并非“无人察觉和过问”。早在2003年至2006年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曾联手对全国开发区进行清理整顿，在数量上，由原来的6 866个减少到1 568个，在规划面积上，也从3.86万平方公里压缩到9 949平方公里，使我国早期的新城新区建设乱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¹¹⁾

在城市建设用地上也是如此。美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对土地开发活动加以严格管制和约束，提出精明增长计划，目的是提高城市空间增长的综合效益。我国从2010年开始，《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这表明，新城新区和城市空间开发问题并不始于今日，也是我国政府一直在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家越来越严格的土地管控政策调控下，很多城市正在放弃“跑马圈地”和“大兴土木”的发展思路，将重点转移到如何盘活过去圈占及开发效率低下的建设用地，如浙江嘉兴市等在探索土地二次开发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我们为新城新区辩护，不是要否认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是为了发现被焦虑心态和鲁莽言行遮蔽了的真正问题和深层矛盾。对新城新区不加区分一概否定，不利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体说来，我国新城新区应重点整治的问题是：一是未批先建。如河南西平的南工业区、广州最大的保障房项目、浙江平湖新华公园等。二是少批多占。如江苏高邮开发区、南通通州区高新开发区及广东德庆陶瓷工业城等。三是越权审批。如广州大学城、南京大学城等都属此类。四是以租代征。在云南石林、山东淄博、安徽南陵等地，以租代征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借壳建设。一些在整治中被撤销的开发区，仍在借具有合法身份开发区的“壳”继续招商和建设。六是人均面积超标。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人均建设用地已超过130平方米/人，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以上这些案例和问题，既是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存在的主要病症，也是在急需应对和处理的具体对象。把精力和思考更多地放到这些具体层面，不仅有助于找到“真正的患者”和“深层的病因”，探索、寻求规范和治理新城新区的策略与技术，同时也有助于端正思想和摆平心态，使城市研究和传播在客观基础上发挥出建设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