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各种媒体对我国新城新区的质疑和批评不断升级。这些文章和报道主要包括：《“造城盛宴”风险大》（《人民日报》2013年8月19日）、《“造城盛宴”：地方新城建设过多、规模过大》（地产中国网2013年8月19日）、《新城建设　几多欢喜几多忧》（中国建筑新闻网2013年8月23日）、《中国144地级市规划建200余新城新区　造城运动引质疑》（《新京报》2013年8月26日）、《治理造城之风到了必须下猛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2013年8月28日）、《解析“造城盛宴”：官员经手百亿项目受益很大》（《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8月28日）、《造城盛宴背后乱象：新城变鬼城　烂尾泡沫丛生》（中国广播网2013年8月28日）、《“鬼城”来袭：新城新区背后的隐忧》（中国时刻网2013年8月29日）、《新城泛滥绑架地方债务　警惕变相“圈地”》（《新金融观察报》2013年9月2日）、《新城建设应避免“合成谬误”》（《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9月2日）、《新型城镇化下的产业新城建设思路》（《中国房地产报》2013年9月3日）、《造城不是城镇化》（《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日）等，特别是以《人民日报》2013年9月3日头版《土地浪费　住房闲置　资金套牢　圈地“造城”虚火当降》及同日视点版《“造城”吹出多少泡沫》为标志，对我国新城新区已形成了舆论的“一边倒”和全盘否定的态势。

这些报道和评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

一是质疑新城新区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其主要体现了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是“行政的手”取代了“市场的手”，而非出于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并大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二是质疑新城新区建设的规模和数量。以12个省会城市平均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市规划建设200个新城新区为对象，认为我国新城新区数量过多、建设标准设置较高，超出了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当地财政的承受能力。

三是质疑新城新区建设的目的和意义。认为“政绩工程”和“土地财政”是主要推手或动机，前者包括一些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等，主要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晋升“铺路”，后者主要是拉动地价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益，与城市民生关系不大，在拆迁、征地中存在着损害普通百姓权益的情况。(www.daowen.com)

四是全盘否定新城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以一些“鬼城”“空城”为案例，把人气不旺、空置率高、公共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滞后、产业集聚程度不高或经济发展乏力，也包括违规占地、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群体性事件等完全归罪于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

这些报道和评论之所以高度一致、声气相求，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在直接的层面上，媒体报道和评论有一共同的数据和资料来源，这就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2013年8月发布的对全国12省区新城新区的调研报告。但这份报告在数据和资料上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范围上只涉及12省区，所获得的数据与资料有限，不足以概括我国新城新区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情况，由此得出的“全国新城新区一般黑”是需要商榷的；二是在样本采样上存在较大问题，特别是相关媒体“选择”和“关注”的个案，不仅在行政级别上比较低，主要集中在县域（包括县级市），同时也侧重于中西部、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行政主导程度深、经济发展焦虑及盲目模仿东部等，其新城新区开发建设并不成功。而据此得出的相关“印象”和“判断”，也不代表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真实和主流。其次，在间接的层面上，这与我国一段时间十分流行，以“城市罪恶而乡村美好”为元叙事的“逆城市化”观念和思潮密切相关。对新城新区的激烈批评和否定，包括“中国伪城市化”“大都市伪幸福”等极端论调，以及一些专家把国家城镇化战略片面、狭隘地解读为小城镇甚至是新农村建设，都是如此。这有客观原因，对刚从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很多人，由于还没有学会适应城市中的生存和游戏规则，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利益，由此产生诸多的不适应和对立情绪，是“逆城市化”在我国拥有广泛市场的根源。⁽¹⁾但无论人们情愿与否，城市已成为当代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空间。对城市的种种“道德批判”“辱骂和恐吓”“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的抵制”，并不是“真正的战斗”，也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所以这种“逆城市化”特别需要警惕。

就新城新区而言，通过建设新城新区解决城市发展的空间矛盾，是世界各国20世纪以来的普遍选择和基本手段。在西方新城建设中，同样出现过规划滞后、功能单一、公共服务不足、“睡城”“鬼城”等问题。对此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应以大批判的方式对新城新区全盘否定。道理很简单，不大规模建设新城新区，何以容纳我国庞大的城市化人口和快速增长的城市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相关报道，由于“逆城市化”观点“先入为主”，所以不可能正确反映和科学评价我国新城新区的现实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