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农村自然是再也不能被忽视与牺牲了；但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而言，城市群又是不可能不发展的。前者政治意义重大，直接关系9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后者的经济意义重大，如果不能以城市群的率先发展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与秩序重建，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依然会处于山重水复的不明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与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这两极的关系。它们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同时出台，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科学发展的规划。而至于如何使规划成为现实，则需要认真地研究两者的内在关系原理与外在实践框架，以便为它们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和谐与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根据。

首先，在“十一五”规划中，“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同时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规划，这有效地避免了单向思维或“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并表现出对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与当今世界都市化进程的理论自觉与现实关切。如果说，“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源自对中国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那么也可以说，“城市群”的发展思路则是对当今世界都市化进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回应。换言之，如果说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首要矛盾，那么，城市群则是影响中国国际化的主要矛盾。它们各有各自的重要性。就国内而言，农村是主要的矛盾，就国际而言，城市群是核心，两者不可偏废。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系统的、全面的与极度复杂的。正确认识两者的重要性及它们的矛盾关系，是在实践中处理好两者、使之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循环过程也十分重要。

其次，尽管两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应针对不同问题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但两者不仅不是毫不相干的，相反在都市化进程中正日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就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分清主次，以便在现实中抓住主要矛盾，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两相比较，由于城市群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最高空间形态，城市升级给普通城市与农村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并且由于城市群的建设可以极大地提升区域与国家综合竞争力，在当代已成为推动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矛盾与关键要素，因而应当受到高度的重视与关注。中国当前城市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辐射与带动力有限。以城市群的贡献率为例，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仅占到38%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只有通过城市群更充分的发展才能实现。长期以来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政策，也是影响中国城市规模效应的重要原因。如中国人最乐意接受的“逆城市化”理论，以为大城市的发展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城市问题，但实际上，“认真分析一下‘大城市病’，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发展不足所造成的，比如环境、交通和住房问题，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许多问题正在缓解……‘城市病’与城市规模并无必然联系。相反，分散的城镇化以及城镇化的滞后，可能会造成农村中非农产业分散布局、小城镇建设无序、环境污染现状扩散等问题，后果可能比‘大城市病’更严重。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城市间结构等，城市功能向周边区域广泛扩散，大大减缓了‘大城市病’。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巴西等尽管产生了大城市问题，但这些大城市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其积极作用要大于负面影响”⁽⁴⁴⁾。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城市群在理论与实践上予以适当的鼓励与更多的肯定，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都市化进程不是说传统的城镇化、城市化模式已完全被取消，而是说它们已经不占主导性位置。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城市群与城镇化建设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有分工，各有不同的重要功能。不发展大中城市，就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形不成具有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的中心城市，形不成在国际城市体系中具有竞争力的网络结点；而不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不能有效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能使‘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制约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此外，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看，任何一个规模级的城市发展，都不足以解决我国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因此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分流。”⁽⁴⁵⁾这是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者不可偏废的根本原因。但这也不能等同于平均主义，甚至人为地限制城市群的发展，而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给两者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比如，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制定一个既不影响中国城市群发展，又能够带动新农村建设的城市化水平。如周干峙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达60%多一点，同时在控制总人口16亿人时，保留一部分（5亿—6亿）农民，充分利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资源，从事基本农田和林牧业以及就地加工的农、林、牧产品，无论从生产和生活上说还是适宜的”⁽⁴⁶⁾。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面积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可以预测，由于欧洲人口的衰退，在今后数百年里，这种状况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⁴⁷⁾如何研究与制定一个科学的速度与比例，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双赢模式，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特别要警惕与预防在“新农村”与“城市群”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方式，以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

《中庸》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就是中国当代发展的两端，以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建设为抓手，不再非此即彼，是中国社会实现科学、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纲领。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城市、城市群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持与更坚强的后盾，也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⁴⁸⁾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不仅可以为城市化进程减负，也可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所需资源。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把都市的软硬实力真正做强，既可以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也可以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今天建设新农村，与始于1978年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已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是在都市化下开始“新农村”建设的，只有充分研究两者的关系，并设计出可以使两者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框架，才能使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少走弯路、实现有质量的和跨越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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