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上海的毛桥模式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落实中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以及在都市化进程中实现农村社会的稳步、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启示价值。

毛桥村隶属于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地处上海市郊西北部，北与江苏省太仓市交界，处于嘉定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内。近年来走出了一条经济增长比较平缓、人与环境相对友好、社会进步与文化传统较为和谐的新型发展道路。首先，与我们熟悉的南街村、华西村模式（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实现农业地区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不同，毛桥村是以较少的投入，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卫生条件、农业文化保护以及对农村环境的景观化生产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其次，与上海周边的郊区、农村建设与发展主要依赖大都市雄厚的“硬实力”，如交通、金融、土地需求，以及融入都市产业链不同，毛桥村在不自觉的发展中更多地借助了上海都市社会的“软实力”，特别是在乡村景观改造、重建与创意上，与大都市通过营造城市形象、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是殊途同归的。尽管它没有令人骄傲的GDP业绩，没有堪与都市相媲美的高级别墅，但由于它避免了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过度损耗与农业资源透支，并使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生活方式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适度的发展，所以在许多方面预示或开辟了农村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可能。这也是我们称之为“毛桥模式”的主要原因。

毛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农村生活环境的改造与农业空间景观的再生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当下一般的农业空间生产不同，毛桥村不是模仿现代化大都市的高楼大厦或华丽别墅，而是在上海城市迅速扩张中用心保留、重建出一群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江南农舍。这些屋舍的保存其实不是有意为之的。由于未能被纳入上海建设中心村的整体拆迁计划，加上乡镇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将农民迁移到新建居民小区，因而才保留下一片原本相当破败的“都市边缘的村庄”。他们紧邻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却被迫要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这在最初很可能有一种被城市化进程抛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与适当的现实机遇，使这片“白墙、黑瓦、红窗”的江南农村景观获得了延续的基础，并为毛桥村走上一条非工业化、非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之路提供了可能。至于其被再次发现与得到充分肯定的原因，则与中国农业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付出的巨大成本与代价，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城市化进程本身的反省与批判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主导模式可以称之为“城市化”（Urbanization）模式，其深层理念是“农村模仿城市”，其关键词是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广大的农业地区，甚至包括上海大多数郊区与农村选择的都是城市化模式。表现在经济上，是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只顾经济指标而不计环境与资源成本；表现在空间生产上，最突出的是重蹈城市建设中的“摊大饼”与“千人一面”，使农业生活空间失去其固有的田园诗意并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表现在文化上，是对西方城市文化与大都市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而完全牺牲或遗弃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与之不同，毛桥村没有走工业化的老路子，但仍在经济方面获得了一定发展；没有对农村住宅的大拆大建，却较好地实现了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保留农村固有空间格局的同时，也使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的保护，在经济指标与环境友好、社会发展与传统延续、现代化与宜居性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表现为一种发展适度、代价小、可承受的和谐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以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特色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主旨。(www.daowen.com)

当然，毛桥模式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是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在中国农业地区的重要表现。在都市化进程中，一般的乡镇化或城市化模式开始退居二线，而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完善的服务能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城市群”，则成为影响当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与主流。上海的建设目标是国际化大都市，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发展战略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毛桥村独特的农村发展之路与这个大背景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认识：首先，这表现为毛桥村天然具有巨大的区位优势，主要是与上海大都市、嘉定国际汽车城融为一体，容易接受都市经济社会和先进产业的辐射与带动。如毛桥村尽管在上海市城郊只处于中等水平，但2005年村工农业总产值已达4.58亿元，其中90%都是企业租金。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又如由于上海大都市人口在短期内的迅速膨胀，以及上海周围农业空间与资源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急剧减少，也使这块侥幸保留下来的农业用地迅速升值（全村先后引进外资、集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28家）。其他如发达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有沪宁、沪嘉、沪太等高速公路与市、区相连）与先进的信息化建设（设有信息站，配有上海市配备的“农民一点通”信息查询机，还有信息员一名）等，也都是由于与上海大都市捆绑在一起而得来全不费工夫。其次，毛桥村建设与发展思路与都市化进程的理念与实践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与以农民入城、高楼大厦、工业化为主要象征的“城市化”模式不同，出于对城市化进程对资源、环境、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恶性损耗与破坏的深刻反省，都市化进程在理念与实践上的主要标志是循环经济、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与文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毛桥模式尽管不是那么自觉，但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恰好体现了都市化进程特有的主旨与精神。如毛桥村“整旧如旧”的乡村空间改造，以及有意进行的“农具展示、公社食堂、知青小屋、百年老屋”等多个旅游景点开发，与当今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就深深契合。再如对乡村生活环境与卫生条件的重视。传统农民很少将财力、体力、脑力花费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活动与对象上。即使一定要装饰、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想法也是必须在经济实力十分充足以后，但毛桥村之所以肯在农村生活环境、卫生、村容等方面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表明他们在生活观念与态度上正在向都市人看齐。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桥村对农村生活环境与空间的整治与建设，与当代都市社会流行的文化创意或都市景观生产十分一致。如同上海将许多工业厂房改造为都市创意园区在原理上相一致，毛桥村对既有农民房屋的改造与重建也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对原生态的农舍进行内部的管道、卫生设施增加以及外部的工艺美术包装，在保持建筑格局与农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村容整洁”“生活宽裕”的主旨。

毛桥村以“住宅保留改造”为主题，以较少的经济投入与环境代价，使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与发展，这是中国农民具有巨大创造性的又一表现。毛桥村的农村建设实践略早于中央新农村建设文件的颁发，表明它走在了农业政策与理论研究的前面，这可以使人想到1978年小岗村农民率先施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如果说后者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毛桥模式对于在都市化背景下进行新农村建设与更高层次发展则具有重要的典型与个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