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进程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既直接又重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未免过于悲观，因为这同时也给中国农村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契机。这一切都可归因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同步降临，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矛盾冲突，使夹在中间的农民、农业与农村异常尴尬、进退维谷。由于实际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如果说在当下最大的受益者是大城市与城市群，那么最直接的受害者则云集于农村与农业地区。但另一方面，由于正是都市化进程使人类社会的高端结构与其下层基础发生了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系，所以两者之间除了直接的矛盾与利害冲突，也有更深的相互依赖与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相生相克的内在原理，才能超越非此即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二元对立关系，并最终走出两者之间已初显端倪的恶性损耗的结构性困境。

在都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环境与资源的享有与分配矛盾更加突出。都市化进程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与规模的进一步扩展，而已有城市资源的紧张与不足将直接导致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索取的升级。相关测算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将超过60%，这意味有约3亿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以新建城市的方式去容纳他们，则需要新建300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实际上，无论是新建城市还是旧城扩展，都是以对农业环境与资源的进一步剥夺为前提的。以城市住房为例，“城镇化率若按年均一个百分点增长，则每年需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 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此外年均新增生活垃圾1 000万吨，排放污水11.4亿立方米。同时需要解决住房、文化、教育、体育设施，道路设施、排污等诸多问题，城镇面临的水资源、人员、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²²⁾。目前中国城市化率的年增长率略低于1.5%，远大于1%，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当下的建筑业一直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但依然不能满足都市人有良好居住空间的原因之一。⁽²³⁾二是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出现的巨大落差与严重失衡。在当下最突出的是，与城市中到处人满为患同时出现的是城市所需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所谓“民工潮”，表明城市发展在人力资源上是充裕甚至是过剩的，与此相对则是广大农村农业劳动力资源的锐减与相对匮乏，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与不良影响。但在都市化进程中这种人力资源过剩现象已被所谓的“民工荒”所取代。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在人力资源上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²⁴⁾更重要的是民工的素质与技能远不能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吃‘青春饭’，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为76.4%农村劳动力没有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²⁵⁾中国人力资源在结构与素质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以及农民在都市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这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持续存在，并呈现出不断激化、升级的发展态势。

但同时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更深刻的以及面向未来的生态性关系。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

首先，以中国最头痛的人口问题为中介与桥梁，都市化进程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口的结构性转型。《牛津地理学词典》对“城市群”下的定义是：“任何超过1千万居民的众多中心、多城市、城市区域，通常由低密度的定居和复杂的经济专门化网络所支配。”即城市群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可以集聚大量的人口，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首位城市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纽约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7%、东京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巴黎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23%。而中国的大城市与之相比，则有很大的差距。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尚不足1.3%。⁽²⁶⁾人口迁移只是都市化的直接表征，其背后则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方面的重要变化。对于农村地区而言，都市化进程尽管有被强加与被逼无奈的成分，但在根本上也是出于农村地区自身发展的强烈现实需要。其原因主要是农村资源与生产方式已无法容纳越来越庞大的农业人口。在都市化背景下，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解放出来。⁽²⁷⁾正如马凯所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一方面，“使一部分农民从‘一庙半分地’上转移出去，使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这是一个超越农村微观层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城乡生产要素重组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农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的根本出路之一”。⁽²⁸⁾而相关研究报告则表明：“若能通过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²⁹⁾此外，城市化还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走向好转，如转移2亿左右的农民，可使耕地增加大约1 800万亩，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城市更高发展形态的城市群，也积累了比普通城市更强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本，并因此成为解决不断升级的城乡矛盾、促进它们共同发展的最重要的先进系统。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中国大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可以吸收更大规模的农业人口，为中国在都市化进程中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从实际发展看……中小城市人口……增速较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则增速较快。以2002年全国660个设市城市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个数比例为7.3%∶9.8%∶33.6%∶49.2%……以市区非农业人口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比例为41.5%∶16.8%∶26.4%∶15.3%。”⁽³⁰⁾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而且在农民与大城市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素质与发展质量也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是由城市的特性决定的。如芒福德曾指出，城市是一个可以创造新型人的环境，“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中的同类相比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事实，更容易超脱部落社会习俗的羁绊，更能以同化旧的价值观而创造新的价值观，更能以作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³¹⁾。如果说都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大城市吸引了更多的农村生产力，那么其积极影响则可描述为，正是在大城市这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获得了更好的锻炼与实践机会，并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真正面向未来的参照系。如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笔资金，同时也学会了经商与管理等现代竞争技术，并在更深的意义上改变了生活观念，提高了应对文明社会的能力，使其乡土型的生命本质力量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在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提出的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就是农民在都市社会中要求升级换代的目标与愿望的直接流露。在经历了都市化风雨的洗礼后，他们即使回到乡村，也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与中坚力量。尽管在“昨日入城市”的过程中，有痛苦、屈辱等困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牺牲，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发育出的现代生命机能，也是无法否认的。作为城市更高空间形态的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未来大规模的中国农民现代化提供了真实的空间与现实的可能。(www.daowen.com)

其次，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城市群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与历史上的城市化进程相比，都市化进程给农业经济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如城市规模扩大对农业用地的吞噬，快速工业化对农村环境与资源的污染与破坏等。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进程也给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都市化进程使附属于城市化模式的乡村工业，以及以机械化作业、化学肥料等为象征的现代农业生产走上了边缘化之路。乡村工业与现代农业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城市化进程本身。如农业污染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村地区，也是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根源之一。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畜禽养殖、农用化肥、农药污染排放量占到全市污染物的40%以上，说明农业污染正在成为北京市的头号污染源。……有关测算表明，‘六五’和‘七五’期间，全市进入地表水的农药总量分别为30—160吨和40—200吨，进入地下水则为160吨和200吨，而1995年分别达到为132—660吨和660吨。农药和过量使用不仅造成北京市严重的水体污染，而且加剧了农产品污染的程度”⁽³²⁾。以上海为例，“上海郊区农业生态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生产过多地依赖化肥、农药。化肥施用量每公顷高达3 000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郊区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不断加剧，直接威胁着郊区生态环境”⁽³³⁾。另一方面，正是依托于北京、上海这样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都市，这些原本高污染的郊区农业经济在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型，或者是直接培育代表未来农业发展的新型都市农业等方面，也远远走在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前列。以北京为例，“第一，要淡化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强化郊区农业的生态功能，试充分发挥郊区在首都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体现郊区的生态屏障功能。第二，严格控制郊区土地的利用途径，在郊区内安排一定的农业种植区作为城市隔离带、绿化带，发展高新农业、林果业和农业生态工程产业。第三，推行生态环保型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第四，加强对农业环境保护的管理，特别是对畜禽养殖业的管理，养殖业的发展尤其是养猪业的发展要坚持‘问题控制，逐步减少’的原则，健全管理法规体系，对新建养殖场要经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不通过评价者不能发展养殖业”⁽³⁴⁾。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提出了“品牌农业建设”“农业循环经济”和“农产品交易国际市场”等战略目标，认为：“由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上海农业的出路应该是打造‘环境友好型’农业，使得农业不仅是提供初级农产品的产业，还应该承担旅游休闲和都市生态的功能，而且农业发展的思路应该从‘生产农业’转化为‘经营农业’。”⁽³⁵⁾与现代农业相仿，“乡村工业化”这种低层次的城市化模式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损耗也十分严重。有关统计表明：“一个小城市万元工业产值所要占用的土地比一个大城市高出80倍！在乡村中发展工业和建设街道，占用的土地要比城市中多得多，同样的产值产出，在农村中需要的土地约是城市的几百倍！在一个村里投资建一个工业企业，需要一条道路，要有一个污水处理厂，要有一个交通和储藏系统，要在工厂建一些诸如后勤等服务设施，占地面积大大上升；而在一个城市里，可能十几个企业，甚至上百个企业，合用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也可以用一个交通和储藏体系，而企业内部一些后勤可社会化，占地面积大大下降。”⁽³⁶⁾这也是农业地区与农村社会发展为什么要以大城市与城市群为主要参照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城市群的规模经济与先进产业集群对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这可从两方面加以了解：一是城市群在经济功能上远远优于普通城市或单体大城市，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以城市群与中小城市的关系为例，尽管都市化进程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压缩了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城市群意味着人力、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更高层次的聚集，它同时也给中小城市带来一般城市化进程不可能有的发展机遇。这突出表现在，中小城市越接近城市群，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与经济机会。如在中国目前的3 000多个县市中，债务近5 000亿元，财政长期出现赤字的超过50%，有1 080个县发不出工资。但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却与此迥然不同。以连续多年的中国经济最发达十强县（市）排行榜为例，排在前面的一直是江苏省昆山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广东顺德区、江苏江阴市、广东南海区、浙江萧山区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它们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丰富的经济机会。中小城市的良性发展，则进一步将其所受的辐射与影响传递给与之联系密切的农村与农业地区，从而在大都市、中小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关系。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尽管落后的农业地区所受冲击最大，但由于资金、技术与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所以也为农业地区直接利用国际资源、介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现实契机。一言以蔽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使当代农业经济远远超越了“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模式，并呈现出全球化与都市化的发展态势。如时任意大利农业部长德卡斯特罗就表示：“农业是中国今后五年发展的基础产业，意大利希望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之贡献力量。例如，可在农业科技、农业机械、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保障、农村环保、土地保护与管理等领域同中国开展有效合作。”⁽³⁷⁾凡此表明，在都市化进程中，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与直接影响的，已不仅是普通的城镇化或传统的城市化，而是作为城市化高端结构的都市化进程。这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迅速融入都市化进程，直接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展模式与思路接轨，避免搞“穷过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示与现实意义。

最后，都市文化作为一种充满异质性与多元内涵的主流文化模式，虽然会给朴素、简洁、明快的乡村生活与文化消费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这可从三方面加以简要说明：第一，一般人总以为城市文明与精神生活是相敌对的，但实际上，“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好处不必然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统治工业文明的交换原则并不要求以物质进步的名义牺牲优雅、愉悦与美……并且城市仍然保有这样的希望：在城市环境中，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人”⁽³⁸⁾。这既是都市文化作为城市文化最高发展环节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农民在城市中尽管含辛茹苦但仍不肯离去的根本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调查报告，“被调查的近三万名农民工中，对城市生活已经适应的占近四成，比较适应的占约三成，认为一般的占四分之一强，表示不太适应的占百分之四点多，根本不适应的只占百分之一。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³⁹⁾。第二，都市积累的雄厚文化资源与发达的文化服务体系，为彻底改变农村地区的文化落后与精神不发达状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如国家广电总局推行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就为改善与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坚强的物质条件。又如中国政府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工作，不仅其理念的来源，包括其资金的投入，都与都市化进程中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那些在偏远山乡、处于濒危状态的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由于来自政治与文明中心的关切与重视，才获得了延续自身存在的现实空间。第三，来自国际组织与跨国民间机构的文化援助与鼓励，对于中国不发达地区的文化建设，以及它们通过种种现代化的渠道走向世界，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中介与桥梁意义。如云南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至2005年，全省累计扫除青壮年文盲484万人，并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2006年度国际扫盲奖。⁽⁴⁰⁾此外，提高了精神与文明素质的农民，回乡以后也极大地带动了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的进步。如漳州市东升村民风评议，在通过制度与文化建设消除矛盾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⁴¹⁾这与农民与都市文化的密切联系直接相关。将大都市社会中发达的现代观念、制度等引进农村，对于推动农村的民主管理、移风易俗、社会和谐是十分必要的。

都市化进程对农业地区具有明显的二重性，重要的不仅是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更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到其积极影响。以2006年为例，尽管农村面貌依然不尽如人意，如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不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尚未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但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巨大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有关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粮食产量由6 095亿斤增加到9 680亿斤，肉类产量由856万吨增加到7 700万吨，农业增加值由1 018亿元增加到22 7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 255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5.5%，农村贫困人口由2.49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⁴²⁾此外，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农业、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也为中国农村提出了更高的、与世界同步的发展理论与现实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广大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不是远离大城市与城市群，而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辐射，以期更好、更快地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新农村建设水平在总体上与其城市发展水平相关联。如上海、北京、天津的农村受大城市影响大，基本上建成了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藏和贵州，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也最低。⁽⁴³⁾由此可知，都市化进程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现实背景。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之间，有矛盾，更有共同的与根本的利益。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两者的关系必将越来越密切。做好了是双赢，做不好则是两者一起陷入泥潭。因而，这中间重中之重的问题是如何对它们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与双赢框架，推动中国的城市群与新农村一起走上和谐与全面发展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