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第三种冲突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上。都市化进程对农村与农业地区的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人口变化、经济转型、空间重建等“硬件”上，也更强烈地渗透在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生产等“软实力”方面。

都市与乡村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冲突，是城乡之间固有历史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城市化既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在德国学者滕尼斯看来，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种基本类型，他把乡村称为“通体社会”，而把城市称为“联组社会”，这两者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种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如通体社会是“活生生的有机体”，表现为乡村中有着实质上一致的目标，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劳动，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家庭和邻居的纽带。而联组社会是“机械的结合”，表现在城市生活的特点上，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甚至相互敌对。人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共同利益，家庭和邻居的纽带也没什么意义。“通体社会”生活的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其成员由共同的语言和传统维系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我们”和“我们的”意识。在城市生活方式中，生存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群体转变为个体。通体社会表现出“我们的”意识，而“联组社会”则更多理智，并工于心计。“联组社会”决定了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唯我至尊。在“通体社会里”，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这种“自然的”社会风俗支配一切。而在“联组社会”中，以自然、血缘、乡土等为基础的自然联系则日趋消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滕尼斯明确指出，在欧洲历史上，“通体社会”被“联组社会”的取代，是在19世纪城市的兴起过程中。⁽¹⁹⁾也可以说，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崩溃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直接后果，这一点不仅在西方，在20世纪以来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经验证明。

都市化进程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对农村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无疑要比一般的城市化进程剧烈与深刻得多。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对都市文化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都市文化的表层结构规模巨大、品类繁多，汇聚着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化生产与精神创造。但在深层结构与当代语境中，则是当代人类文化生产——精神消费的中心与霸权话语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精神生产、文化消费、审美趣味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剧烈的文化震荡。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城市人口在数量上急剧膨胀，使都市人的精神消费与文化需要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在传统社会中，农业人口在总体上居绝对优势，这是它们可以在文化上保有、延续与发展自身传统的根本原因。而都市化进程对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影响，则使大城市迅速成为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超级市场。与都市流行文化的泛滥成灾相并行的，则是传统农村文化的后继无人或无疾而终。二是都市文化模式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需要重新改造与组织了世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现代化大都市不仅制造了诸多的新型流行文化，也使丰富的传统文化变相地成为自身再生产的原料与素材。在都市文化生产过程中，农村文化与各种边缘文化已经成为任由都市人打扮的小女孩，并从此彻底丧失了它固有的田野与草根气息。⁽²⁰⁾三是以大都市为母体的“城市病”迅速扩展，并对城市化低水平地区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已经使个体的精神需要、文化满足与心理问题大面积地出现，在人口更加密集、生活节奏更加紧张、空间与利益竞争日益激烈的都市社会中，由于主体生理、心理与精神异化的加深，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城市生活方式与精神生态问题。在都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新特点是社会与精神生态已不再限于有限的城市空间与都市人口，甚至可以说，在中小城市，由于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而容易承受都市化的风雨，那么对于“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的广大农村地区，则承受着比前者更加沉重的压力与更加痛苦的煎熬。以当代的精神病患者为例，“农村明显高于城市”⁽²¹⁾。(www.daowen.com)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在城市或文明中心遇到问题后，最直接的反映是卢梭提倡的“回归自然”或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人们相信，只要摆脱了城市的灯火与浮华生活的诱惑，就可以借助纯朴的体力劳动或大自然的青山绿水与“把酒话桑麻”的农家生活，卸脱精神上巨大的负担与痛苦。但这种农业文明或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自然与桃源之梦，在都市化进程中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没有现实可能。在都市化进程深刻地影响农业与农村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都市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改造了农业文明的精神世界。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上，作为社会发展高端结构的都市社会与作为低级阶段的农村地区已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但另一方面，由于模式老化与功能衰退，以及自身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精神资源的双重匮乏，与中小城市相比，农村社会与文化在都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更大，特别容易受到都市不良文化的辐射与影响，成为当代不良文化、垃圾文化的仓储与集散地。与之相比，教育程度较高、文化与精神基础较好的都市人，对各种黄色与不健康的文化垃圾则有着更高的免疫力，更容易承受传统伦理道德与生活观念丧失以后的各种现实冲击。

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作为主流与核心的都市文化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对其正面与负面影响加以研究和探索，是引导、规范新农村文化建设与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下最重要的是，都市文化问题并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如果都市文化自身的存在与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那么受影响的决不仅是都市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基础薄弱、教育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将成为更大的受害者。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即使它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再高的物质文明，也会因为精神文明的失落而使其发展的意义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