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第一个冲突，是以人口迁移模式变迁为核心而全面展开的。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是农村人口迁移向城市地区。都市化进程对农业地区与社会的一般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化速度加剧加快，使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迁移到城市地区，导致的是更为严重的“城市化过度”问题；二是人口迁移集中于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使它们的“首位率”迅速飙升并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异常迅猛的都市化进程中，无论是积重难返的传统农村社会，还是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的都市密集区，都显示出不堪重负、疲于奔命的危险迹象。

按照一般的看法，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点是城市化起点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已超过60%。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但其城市化率仍低于18%，直到1990年才上升为18.9%。这是中国在步入都市化时代前10年左右的主要家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仅是城市化水平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能选择一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之路，经历100年或200年的持续发展，仍会使中国的农村与农业地区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这也是传统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点。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总量与流动规模有限、流动频率低、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均衡、城市规模的扩张比较缓慢等原因，所以恰好在城乡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对适度的张力与平衡，这既是传统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同时也是其稳定有序的根源。但都市化进程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的严重失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农业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别是数量有限的大城市的高度集聚，这两种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使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陷入了过度透支与全面危机中。

对于中国而言，规模巨大的农业人口与相对低下的城市化水平，使其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过度化问题更加严重。中国是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这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踏入都市化征程的。⁽⁵⁾这在给中国城市带来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化过度的问题更加严重地暴露出来。具体说来，在城市化率上，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是36.09%，到2005年年底达到42.99%，年平均增长值接近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有1 4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但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农业人口这仍然是不够的，目前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至少有1.5亿。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农业生产单位也从2.2亿农户上升为2.5亿。⁽⁶⁾从长远看，形势更不容乐观。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在未来20年内，中国仍将有3亿左右农民要进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以“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都市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来的。由于都市化进程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农业人口的流动方向，使已超负荷运转的中国大城市进入更加艰难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已累计增长了3倍多，城市人口在2011年就超过了农村人口。但后面的任务却并不因此而有较大的好转，中国正在迎来第四个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阶段，其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接近10亿。⁽⁷⁾这是中国城市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在规模上超常发展，甚至有失控之虞的根源。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文明水准、就业机会、社会服务等相对发达，大城市与城市群迅速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这表明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这完全符合都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规律，并使因都市化过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变得更为严重。(www.daowen.com)

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异军突起，一方面，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城镇、中小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的结果，它也迅速抬升了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首位率。首位率过高，意味着将更大的负担压在大城市与城市群上，使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大城市与城市群遭遇更加严重的发展危机。在中国每个大城市或城市密集区，都普遍存在着交通拥挤、居住密度增大、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在城市建设上“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城市病”。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大城市自身的增长与发展，也间接影响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以农业人口迁移模式为核心的都市化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切与认真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