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从乡村到都市:突破天堑

从乡村到都市:突破天堑

时间:2023-06-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后者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母体,前者是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它们在传统社会中的联系一般比较松散;而都市化进程使两者迅速实现了“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二是就中国内部而言,由于城市本身的发展优于乡村,因而其在都市化进程中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多。作为新农村建设对象的“农村”与作为城市群发展核心的“都市”,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极。

从乡村到都市:突破天堑

“城市群”不只是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也是城市化模式在当今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反映。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终结了循序渐进、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人类社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其中最复杂的变化恰好发生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后者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母体,前者是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它们在传统社会中的联系一般比较松散;而都市化进程使两者迅速实现了“天堑变通途”的梦想。由于最高环节与最低形态之间巨大的落差与不平衡,因而也引发了农村与都市之间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这既是中国“新农村”建设最直接与最重要的现实背景,也是影响中国“城市群”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矛盾所在。

“城市群”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冲突。按照一般看法,城镇化与城市化在英语中同为Urbanization,中国学界也基本上认为两者是一致的。(3)城市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人口农业地区,基本特征是农村人口与农业社会资源向城镇、城市、都市的空间转移与流动。在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由于人口与资源的流动速度比较均衡,规模比较有限,尽管出现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但其积极价值一直是主要的,并促成了人类文明在空间上的丰富性与生态上的多样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有很大不同,其浅表特征是“量变”,如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大等;深层的“质变”则在于,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集聚,其结果是彻底否定了中小城市、乡镇与乡村独立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性。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在全球的意义上)、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在地区意义上)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一种真正可怕的、席卷全球的“同质化”生存与发展模式正在迅速形成。不再是一般的城乡对立,而是少数大都市与大多数城市、城镇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进程中,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相对贫困的农业与农村地区,显然遭遇到更大的生存困难与发展障碍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或农业地区要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升级,一般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与演化过程。这一点可从城市起源过程加以了解,其一般演化规律可以描述为,首先在便利的地理条件上形成商业与物流的中心,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吸引来更多的人口,并最终随着手工业、商业、运输、市场的发展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市镇。而市镇如要向更高形态的城市进化,除了继续强化其中心地的聚集与辐射功能,往往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机遇,才能淘汰它们四周的竞争者而成为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进程如同传统社会中的人生奋斗,既需要漫长的积累与准备,也需要特殊的机遇与条件,这是传统城市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在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下,一个原本荒凉、默默无闻的农业地区,往往可以像影视明星一样被迅速地包装与制造出来。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村直接地、迅速地演化为大城市的“中心地”或国际化大都市。(4)如美国的洛杉矶、中国的深圳等,本来与中国的农业地区并无大的差别,但在都市化进程中,它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从大自然或农业地区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飞跃,不仅其往日的凄凄芳草或农业植物迅速被巨大的金融资本、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化高楼大厦覆盖,同时它们的人口规模与结构、经济生产的性质、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都市化进程是传统农业地区城市化进程真正的终结者。尽管不是所有的农业地区都有洛杉矶、深圳等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机遇,但在现代化的交通信息技术条件下,它们也程度不同地卷了进来,与都市化进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www.daowen.com)

在一般意义上,都市化进程对农业地区的影响主要有三:农业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非农业经济要素在都市空间中形成了更大的规模;不同于乡村与城市、以消费为本质的都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霸权化,它们使城乡之间在人口、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变得更加尖锐与突出。对于中国而言,还有其他一些不利因素:一是从全球范围着眼,由于城市化进程被突如其来的都市化进程打断,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一样,中国也彻底丧失了比较自然、容易承受的城市化之路。而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低及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使得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变得格外复杂与艰巨。二是就中国内部而言,由于城市本身的发展优于乡村,因而其在都市化进程中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多。而还相当落后的广大农业地区,显然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压力。这是一场没有办法回避、同时也难以承受的更加猛烈的暴风骤雨。作为新农村建设对象的“农村”与作为城市群发展核心的“都市”,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极。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与地区的规模巨大,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在中国发展战略中依然要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又不能因此而扼制作为更高发展象征的“城市群”,否则将会使包括城乡在内的中国陷于整体性的落后与不发达困境中。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已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而以“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为核心与焦点,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及更加细致的论证,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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