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面临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大都市”与“城市群”不仅在城市化研究中具有话语核心与枢纽地位,在实践中也以其巨大成就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战略支柱。以经济实力为例,2018年上海GDP完成3.26万亿,这个数字超过了很多中西部省份。(10)以长三角的“经济抗震能力”为例,受2003年“非典”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一季度回落了1.7个百分点,但长三角15城市仅回落0.3个百分点,其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3和3.2个百分点。由此可知,率先发展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如当代中国的一道新万里长城,既对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现实地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激励着中华民族在文化复兴之路上努力开拓与进取。看不到这一点,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现代化作出全局性的分析、把握和判断,其后果将是可怕和严重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确出现反复,而且有越发展问题越多的不良态势。那么,如果“国际大都市”的追求目标本身没有错,那么什么才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矛盾所在。因为只有发现了关键矛盾并找到解决的科学途径,才能真正洗去蒙在“国际大都市”身上的不白之冤。其实,只要不被“概念和表象”所惑,同时能够扬弃那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宏大叙事”,就不难发现,真正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并不是“国际大都市”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概念、口号,而在于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经济型城市化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构成了经济型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11)在新时期以来,由于经济需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需要,发展城市经济或城市的经济功能受到空前的重视,不仅毫不足怪相反还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罗马化”来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楼、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甚至是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图书馆等。(12)特别是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顾城市的承载极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处在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城市大跃进”中。中国城市在当下甚嚣尘上“罗马化”,才是中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由此可知,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只要这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本身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么,不管它过去打着“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还是现在打着“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最终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更没有必要对几个抽象的概念大动干戈。换言之,如果能够把对“国际大都市”的声讨和反思引入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这一更深的层次,深入清理和探讨那种建立在对能源、资源恶性损耗基础上的粗放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讨论、反思和批判“国际大都市”的理论使命。
无论如何,把由于经济型城市贪得无厌的本性而导致的城市“大跃进”,以及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与困境,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在“国际大都市”头上,特别是就其实际营造的与世界城市发展潮流及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相对立的社会氛围而言,这种批评与舆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要在观念和实践中清理这些四处蔓延的思想与舆情,需要我们正面解答和阐释这样三个具有大是大非性质的问题,即国际大都市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中国大都市发展本身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中国大都市发展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理论是什么?
首先,“国际大都市”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真正意义在于,与中国跨越式现代化进程桴鼓相应,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穷过渡”思维与发展模式,一些最发达的“大都市”在不少方面已可与世界顶级城市相媲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在当下最头痛的问题为例,早在2006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就占到北京市全年GDP的70%。(13)上海第三产业在2007年所占比重为51.9%,并首次超过了二产的增幅。(14)如果看不到这些国际化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中国大都市表现出来的巨大辐射、引领与示范作用,是很短视和很不公平的。其次,中国大都市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全面”。以上海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为例,在国外一份关于21世纪“机会城市”的研究报告中,上海尽管已初步进入,但在宜商环境的九大指标中,上海无一列前三甲;相反,在智力资本、金融影响力两个指标上处于垫底的位置,在技术智商和创新、交通资产、人口优势上倒数第二,在公共安全、宜商便利度上倒数第三,只有成本与生活方式资产两项位居中游。不仅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比,上海没有任何优势,即便与新加坡、洛杉矶、亚特兰大、芝加哥等相比,竞争优势也不明显。(15)而“发展不全面”则是上海目前面临的更大问题,具体说来,上海与西方大都市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而主要落后在城市文化软实力上。就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一面镜子而言,这个问题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即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一是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二是如何实现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再次,中国城市发展真正的理论需要不是找一个可以解释一切思想问题的“终极原因”,也不是找一个能够解决所有现实困境的“万能钥匙”,更不是为城市发展困境找一个承担一切责任的“替罪羊”,那只会导致新一轮的“折腾”;而是在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格局下为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都市化提供正确的理论体系与指导方针、在科学研究与分析的前提下为不同层级的城市提供具体的建设性方案和战略模式,以及在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全球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大都市病”“城市危机”贡献一份泱泱大国的智慧和路径。这些枯燥、痛苦、不会吸引关注但却实实在在的工作,远比把大量精力放在本就名不副实的“抽象话语斗争”要重要和有意义得多。
最后要说的是,对国际大都市的激烈批评,也包括前一段“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论调,都可归结为“逆城市化潮流”在理论界与社会心理中的回潮。从逻辑渊源上讲,城市社会学的“逆城市化”理论是“逆城市化潮流”的母体,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提供了不小的土壤。这涉及中国城市发展在层次与阶段上的复杂性,也与大都市发展本身固有的负面影响有内在关联。简言之,大都市在集聚人力、资本、文化等资源的同时,必然进一步激化或加大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和差距,由此导致的是比一般的“城市病”更为严峻的“都市病”或“城市危机”,并直接表现在城市管理、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对于刚从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很多人,由于对以大都市为代表的当代生存技术及其规则的陌生,他们不仅没有切实地分享到都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相反正由于种种不适应和缺乏经验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逆城市化”在中国很有市场(16),以及声讨“国际大都市”的根本原因。对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决不能把这些现实问题当作否定中国大都市发展的口实。因而,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城市观或都市态度,因为无论人们情愿与否,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和最有力的支撑系统,同时要真正明白“辱骂”和“鲁莽的道德批判”绝不是战斗,它们不仅不可能改变在全球愈演愈烈的“都市化进程”,反而会使自身由于拒绝介入现实而遭受更大的损失。真正的历史进程在于,中国城市的国际化与都市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兵临城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认真地研究它,以更高水平的发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甚至还可以说,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实际上也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
(1) 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183个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N].人民日报,2011-2-14.
(2) 郝涛、李楠.183个城市争建国际大都市 全不顾实事求是[N].市场报,2005-8-17.
(3) 张李.权威专家数次上书国务院 直陈城市化“大跃进”隐忧[N].南方周末,2006-7-13.
(4) 新民晚报: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否太多[EB/OL].人民网.[访问时间:2005-2-5]
(5) 15个副省级市2007年发展有侧重 6个瞄准国际化[EB/OL].中国经济网.[访问时间:2007-6-15]
(6) 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J].学术月刊,2007(12).(www.daowen.com)
(7) 舒圣祥.“伪城镇化”的另一面是“伪新农村”[EB/OL].南方网.[访问时间:2010-10-8]
(8) 刘士林.都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J].江苏社会科学,2006(4).
(9) 新农村建设起点排名发布 沪京津居前三位[N].第一财经日报,2006-9-11.
(10) 2018年上海GDP增速6.6%,总量超3.2万亿.[EB/OL].央广网.[访问时间:2019-01-22]
(11) 刘士林.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及创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3).
(12)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44.
(13) 肖一.北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达七成[N].光明日报,2007-1-28.
(14) 唐玮婕、樊丽萍.第三产业比重达51.9%[N].文汇报,2008-2-5.
(15) 陈超等.21世纪的机会垂青哪些城市——解读一份“纽约制造”的国际大都市比较研究报告[N].文汇报,2008-6-22.
(16) 刘士林.2007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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