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表述上存在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国际大都市”的片面批判或彻底否定，不仅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都市化进程”大趋势背道而驰，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以来以“城市群”为战略重点的城市化路径也是相对立的。

根据人口、资源和文化的空间流动与集聚方式，可以把城市化细分为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类。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其显著特征是全球的人才、资源与文化等优质资源在大都市的快速与高密度集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在全球迅速占据了支配地位。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或“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使自身发展为可以控制与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并在当今世界中成为决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⁶⁾在都市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正在演化为“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实力比拼，而传统的农业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影响则日益衰弱，以至于人们可以说：“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不仅是农业人口巨大、工业经济积累薄弱、城市化水平起点低，同时，与两个世纪前英美那种人口与资源在空间流动上相对均衡、在时间节奏上相对缓慢的城市化模式不同，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快就被卷入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就此而言，对国际大都市的全面否定或过分渲染其负面影响，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是严重相违背的。同时，对过去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也要一分为二，不能简单地以“跟风”一语论定，还要看到深陷发展焦虑的中国城市希望尽快赶上“都市化”进程的苦衷。在现实中，仅仅拥有一个大都市的名头，都有利于聚集人力、经济与文化资本，给城市本身带来“人气”“财源”或“城市形象”一类的“象征资本”。这一切都源于，在都市化进程中，“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其对城市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尽快地扩展与升级，因为城市的空间越大、功能越全、影响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优质人口、资本与文化的集聚，以便在日趋酷烈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以2000年中国城市化踏上快车道为界标，特别是由于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与压力，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政策演化与国家战略体系重构，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获得了巨大的政策红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龙头地位日益突出。

从中国城市政策演化的角度看，21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是一个从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向重点发展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转型过程。在1989年国务院制定的“三句话方针”（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中，还很容易看出“城镇”与“中小城市”的优势地位。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很快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其中首次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并明确要求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一般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是相辅相成的，城市群总要有一个首位城市做领头羊，而大都市由于各种资源的紧张也需依赖周边中小城市提供的发展腹地，因而，在很大意义上，城市群战略就是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战略。此后，中国大都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日新月异，获得的政策红利越来越丰厚，特别是国务院2008年提出将长三角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提出将珠三角建成“与港澳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之后，尽管表面上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沉醉于话语游戏，但“国际大都市”正成为每一个实力派大都市深层的光荣与梦想，也是充满发展焦虑的中国其他城市的生长激素与兴奋点。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城市群遍地开花，目前纳入相关评估体系的已达15个之多，其中包括已纳入国家战略的“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等中西部城市群。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之所以备受重视，并不奇怪，只要检索一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相关数据，就可以知道它们为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www.daowen.com)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都市化”与“国际化”如影随形。这是国家在提出“城市群”战略之后，很快又将“国际化”纳入最高战略体系的根本原因。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将“国际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并列在一起，称之为中国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时所面临的新课题与新矛盾。接着在十七大报告中，“国际化”又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一起，被称作是需要“全面认识”的“新形势新任务”及需要“深刻把握”的“新课题新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集聚着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质的资本以及最有活力的文化资源的当代大都市，无一不是国际化的产物，中国的国际化重任也必然要由率先发展起来、与世界城市差距较小的中国大都市来挺身承担。由此可知，“国际大都市”身兼“城市群”和“国际化”两大国家战略重任，它的发展与建设越好、越成熟、成本越低，就越有利于中国聚集全球的优质人力资源、先进经济要素与优质文化资本，这在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在“都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犬牙交错的中国当下谈“大都市”与“国际化”，当然有一个最不能忽视的重要对象是城市化水平最低、承受压力最大的农业和农村地区。这是中国发展最敏感的一根中枢神经，也是批判和否定大都市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根源所在。以古代诗人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为代表，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批判一直不绝于耳。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传统的城乡差距不仅越来越大，也集中体现在代表城市最高发展形态的大都市与代表着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村地区之间。在都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对农业地区的影响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农业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二是经济要素与财富在都市空间中过度集中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破产化”，三是以消费文化为本质的都市生活方式导致了绵延千载的农业文明及价值理想的“消失”，它们使城乡之间在人口、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变得更加尖锐与突出。这是人们在认识上容易把“大都市”与“农村”对立起来的现实根源。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导致了“伪新农村”⁽⁷⁾，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和传播的。这种对大都市的偏颇认识、抵制情绪和错误态度特别需要警惕，因为它只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矛盾，而没有看到大都市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为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首先，以中国最头痛的人口问题为中介与桥梁，都市化进程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口的结构性转型。其次，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再次，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不是如何远离大都市，而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辐射，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新农村建设水平与其邻近的城市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如上海、北京、天津的农村受大城市影响大，基本上建成了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藏和贵州，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也最低。⁽⁹⁾由此可知，在“新农村”与“大都市”之间，有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更有共同的与根本的利益。关键是如何对它们有一个科学与全面的认识，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与双赢框架，而不是建构非此即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二元对立关系。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城。”尽管在中国“国际大都市风”中有一段曲折经历，但决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就会自毁其现代化的中流砥柱。因而，在当下最应该做的，不是因为很多城市规划的失误和问题去否定“国际大都市”本身，而是应该“恩怨分明”、分层处理和分别对待，通过建设科学的城市规划评审机制和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把那些名不副实、投机取巧乃至偷梁换柱的“伪国际大都市”，与实至名归、“踏踏实实做事”的“真国际大都市”区别开，使后者在获得更多的现实资源的同时，也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