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研究，中西城市群的基本差异可以“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对立来概括。西方城市群源于戈特曼的地理学及其对自然空间如何演化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又如何演化为城市群空间的调查与跟踪。受其影响，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包括戈特曼特别重视的交通和信息，包括城市群理论的内部分歧，如大都市区强调的是空间中有农村和低城市化地区，如超级都市群概念强调的是几个城市群由于边界消失而结成一体。由此可以得出，西方城市群理论起源于对“空间”变化的观察和研究，其在实践中遭遇的很多问题也可归结为“空间”问题，并倾向于从空间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路径。

与西方城市群不同，中国城市群在理论和现实中主要受制于“时间”要素。首先，与戈特曼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不同，我国城市群研究主要是西方理论传播和影响的产物；其次，与西方城市群主要是城市地理与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国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是人工的规划、设计和推动。因而，在我国的城市群理论和实践中，必然更多地加入了时代特征、当下诉求等“时间性因素”，或者说，很多紧迫性、当下性的需要和愿望很容易混入并主宰我国的城市群发展。这些时间性的因素，有些符合城市群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但毋庸讳言，更多的是在违背城市群“自然历史进程”的前提下，揠苗助长、人工催化甚至是过度刺激的结果。⁽⁶⁾

在我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中，如何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顺应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流趋势和基本原理，既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由于城市群代表了当今城市化的主流与趋势，这个问题与矛盾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层次的城市化进程中。

古罗马哲人有一句话，叫“服从命运的跟着命运走，不服从命运的被命运拖着走”。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群建设的转型，也基本上不超出哲人的逻辑。

在城市群成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大背景下，主要会有两种过渡方式：一是主动转型发展，二是在付出很大代价之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过去也有一些“血的教训”。如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对“兵临城下”的城市化大趋势毫无觉察，依旧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农业战线，等他们觉悟过来，很多机遇早已不在，由此造成的与其他城市的发展差距，更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从城市到城市群，是城市化进程的一次新升级。对此如果不能有自觉意识并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一些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城市，在不久的未来很可能就会“沦为乡下”。

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降低的现实，当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还要看到，在“单体城市”发展模式中，必然有很多资源和政策由于配置不合理和制定不合时宜而被低效使用，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城市群意味着可以在更大区域内实施资源和政策的有效配置，因而有理由相信，如果城市群规划做得好，完全可能弥补城市自身在经济发展、人口资源配置等方面日趋严峻的问题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关系十分复杂，而这个问题在“一城独大”的京津冀地区尤其严重，需要尽快破解和调理。

从“中心城市”方面看，在西方理论研究中，大致可理出一个以“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世界城市（World city）/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为关键词的基本框架或演化历程。从城市群的方面看，可以理出以“相邻的大都市区域（Neighboring metropolitan regions）→多个大都市群体（Metropolitan clusters）→超级都市区域（Megacities）→大都市带/都市群（Megalopolis/Mega-region）→超级都市群（Super-Mega-Region）”为关键词的基本框架或演化历程。⁽⁷⁾从这两个范畴体系看，它们对应于国家相关文件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如北京现在的目标是“世界城市”，上海现在的目标是“全球城市”。如相对于北部湾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像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我们讲的丝绸之路城市群，都近似于“超级都市群”。

关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关系，主要可分为“恶性循环的初级阶段”和“良性循环的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主要是矛盾和斗争关系，而在高级阶段则是互补与和谐关系。在当下，以北京为代表，我国的中心城市，或者说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矛盾冲突比较大，这说明城市群都处在低层次的对立阶段。只有发展到城市群的高级阶段，形成良好的层级分工体系，这种矛盾才会真正解决。因为一个理想的大都市必然是以城市群的形态出现，而一个理想的城市群在本质上则如同大都市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目前，我国城市群正处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艰难演化中，京津冀城市群的问题最为突出，也应该在协同发展中真正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过去的研究中，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我们把当今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称为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认为不是一般的城市，也不是多少个城市，而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才决定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在我国，曾有183个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而当下的各种城市群（包括经济区）也超过了30个。所以说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主要取决于它们。就此而言，促进“大都市”和“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