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8年以前，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在于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那么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出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新政策与现实中各种应运而生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则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主要有：1979年，中国政府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以特殊政策；1980年，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与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1981年，国务院将湖北省沙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3月26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展，中国城市发展逐渐由改革初期的单体城市转向以“大都市”与“城市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二：一是作为大都市发展引擎与标志的“新区”建设，如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的设立；二是作为区域发展龙头与国家战略核心的“城市群”，特别是以成渝、长株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首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¹⁰⁾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的建设规划，表明这一战略已从东部发达地区纵深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新区与城市群均不辱使命，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承担着开路先锋与中流砥柱的双重作用。与城市经济发展相比，户籍制度改革显得更加艰难。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城市资源，是城乡二元人口分布结构滞留至今的主要根源。一些曾取消户籍限制的城市如郑州等，由于紧张的城市资源环境无法容纳纷至沓来的移民大军，又不得不重新关闭起城乡之间的绿色通道。尽管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还是独创了不少安置移民与吸引人才的新模式，并行之有效地解决了城市自身在发展中实际需要的庞大人力资源，顽强地支撑着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与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正如改革开放始于主体的解放思想一样，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首先起源于观念领域的变革。以对城市化的认识与态度为中心，这一进程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79—1983年在观念意识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了中国必须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逻辑起点；二是1984—1993年理论界与决策部门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思考与讨论，其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上，尽管“城镇化”在当时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但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与主流地位再也没有发生过动摇；三是自1993年以后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全面展开，为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及时而多元的理论资源与战略思考，尽管这一过程同样充满了矛盾、反复甚至是相当激烈的斗争，但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总体背景下，中国城市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四是自21世纪以来对作为城市化进程更高形态的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如2002年上海证大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¹¹⁾，如2006年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提出“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¹²⁾，如人文学者在同一年首次将都市化进程界定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¹³⁾，它们既代表着中国理论界对城市化进程的最新认识成果，也在更全面的意义上满足了中国城市向新阶段发展的理论需要。(www.daowen.com)

与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一样，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成长。首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的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2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 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¹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2007年8月13日亚洲就业论坛上透露，通过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全国已有超过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领域的转移。⁽¹⁵⁾据世界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 800万的速度增长，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从2005年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42%上升到64%，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增加到9.1亿。⁽¹⁶⁾这些已经化作现实或尚抽象存在的数字，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水平不断提升的感性证明。其次，从城市数量增加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 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 312座，表明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¹⁷⁾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¹⁸⁾由于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资源向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动与迁移，因而，与欧洲城市因为人口总数不断下降而担心经济衰退不同⁽¹⁹⁾，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分别达到125个和50个左右⁽²⁰⁾；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最高形态的城市群为例，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已达15个，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²¹⁾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将建成20个城市群。⁽²²⁾城市人口、数量、规模与综合实力的巨大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增长上看，如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就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²³⁾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代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真正地解放出来。如马凯提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一方面，“使一部分农民从‘一亩半分地’上转移出去，使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这是一个超越农村微观层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城乡生产要素重组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农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的根本出路之一”。相关研究还表明：“若能通过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此外，城市化还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走向好转，如转移2亿左右的农民，可使耕地增加大约1 800万亩，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知，如果没有城市的改革开放与率先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在整体上的发展。⁽²⁴⁾又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成果发布会介绍，在产业演进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是我国城镇化要着重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探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有宏观调控的、以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为中心内容的城镇化人口流动管理体制。⁽²⁵⁾

“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曾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格言，在当时很多人都坚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将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事实也确乎如此。在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巨大的波折、苦闷、悲喜与沉浮一直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在40年有限的时光中，有的城市借助时代东风迅速长成参天大树，有的城市则白白浪费了青云直上之机，有的因为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或重心迁移而只能自叹命运不济，有的则纯是因为“发展慢等于后退”这一当代竞争原理而每况愈下……但就总体与全局而言，中国城市没有虚度它们40年的宝贵年华，正在实现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