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即农业经济、农业人口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在历史上缺乏如工业革命一样的突变环节，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城市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与限制了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按照我们的看法，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1949年至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二是自1978年至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逐渐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的高速公路；三是自21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²⁾在最初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1978年，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揭开新的历史篇章，也是中国城市摆脱束缚、走向解放与现实发展的里程碑。

在新时期之前，中国城市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城市化水平十分低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为10.6%。与之相对，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值是29%，发达国家则超过了60%，早已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二是发展道路异常曲折、艰难。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仍低于18%（美国的城市化率在1960年已高达72%⁽³⁾），从1949年的10.6%到1978年的18%，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增长率不足0.3%。与之相对，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发达国家已开始由普通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升级为城市发展更高形态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如美国波士沃施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其城市化水平最高者超过90%。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由于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与人口等问题，不仅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在某些时期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倒退或“逆城市化”运动。如在1952—1957年的“一五”规划时期，约有2 000多万农民通过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中国政府又从城里迁出了2 000万人。⁽⁴⁾“最大的逆城市化运动则多集中于60年代：初期的城市居民、干部下放；中期开始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末期的由‘备战’而引起的城市人口大迁移，等等。所有这些，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的自然发展。”⁽⁵⁾这既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城市发展十分缓慢，也是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全部家底。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政治型城市模式是制约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政治型城市是以政治为中心、一切服从于政治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城市资源、规划与管理上的高度军事化与意识形态化是其主要特点。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这一城市模式，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就前者而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城市模式的现代延续。与经济型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竭力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同，政治型城市的核心功能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其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而不是发展生产力。⁽⁶⁾就后者而言，战争文化经验、中西冷战现实、苏联模式影响等构成了新中国选择政治型城市的现实背景。快速发展现代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复苏，改善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生活环境固然重要，但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无疑是新生政权与刚刚独立的共和国的稳定。这是1949年后中国出台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城市布局、压缩城市人口、削弱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政策与运动的总体背景。尽管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客观的必然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拉大了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之间的差距。(www.daowen.com)

城市的基本内容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与财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⁷⁾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社会相比，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治型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过于严格的管理与控制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与激情。以20世纪早期已有相当城市经济规模与基础的长三角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由于实行闭关锁国和高度集权的全民制计划经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汉城和中国台北”⁽⁸⁾。而有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出台与不断完善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增长与农业人口减少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尺度。新中国人口的不断膨胀与城市经济的相对退化，使其只能频繁出台各种限制持续人口流动的政策。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从宪法中取消；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1964年，国务院又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以及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公安部具体规定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⁹⁾城市经济与城市人口是相互影响的，前者的不发达使城市的“容器”功能受到遏制而无法吸纳更多的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则全方位地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影响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