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部署，住建部等联合发布了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新增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84个城市（区、县、镇）。截至2015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77个，再加上近年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可能扮演一种“逆势上扬”、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角色。

其一是“在较多起伏变化中保持相对高水平增长”。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将不断受到“下行”和“降温”的压力和考验。但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由于巨大市场需求和政府城市治理服务需要的叠加，可以说降温、减速和动荡是相对的，而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基本态势是绝对的。但由于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不排除局部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

其二是“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和1995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智慧城市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实现精明增长”的转折关口。智慧城市的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已浮出水面。在智慧城市与城市之间，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其他板块和功能严重脱节，偏离了城市总体战略目标；在智慧城市内部，部门各自为战，企业多头并进，如同外表华丽但并不宜居的大都市，“成本很高，获得感很差”；在智慧产业技术系统，缺乏兼容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和3S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化主平台，“局部亮点很多，整体乏善可陈”；在信息公共服务领域，一些工程往往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其三是“数据更加开放同时也更加封闭的斗争长期存在”。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开放是主流和大趋势。包括社会各界对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的声讨及舆情压力，数据开放正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如国家数据等大型数据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百度等互联网公司逐步开放其数据资源，为智慧城市及相关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料。但这绝不意味着已大功告成。与数据更加开放相对的是“数据更加封闭”。由于长期形成的部门、行业的“数据割据”，也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和城市安全、商业和市场价值的数据普遍存在，数据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一些特殊背景下还会愈演愈烈。如何打破这个僵化局面，不仅需要智慧，也更需要时间。(www.daowen.com)

直面我国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常态”，同时根据各个城市和区域的信息化家底、条件、需求不尽相同，研究和制定一种资源和条件可支持、社会和个体可承受、中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衔接的发展战略，在当下显得至关重要。

从全球范围看，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重点是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二是以市政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重点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管理和运营的效率；三是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型智慧城市，重点是信息通信技术在公共服务和文化消费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是，科技型智慧城市是主流，主要围绕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三维仿真、数据建库等开展，管理型智慧城市受到高度重视，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交通等政务平台纷纷上马。而人文型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与建设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科技型和管理型把智慧城市建设完全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与“社会”、“信息化城市”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协调与共生关系，这不仅有悖于全球范围内“文化城市”发展趋势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同时也与提供“价值、意义、梦想”的城市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导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不健康”症状的主要原因。

城市建设的最高目的是：既要有物质与技术的便利，有制度和秩序的保障，还要有人的幸福和梦想。与之相应，智慧城市发展的理想形态是科技型、管理型、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有机结合和包容发展，全面满足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需求。任何单一型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由于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必然导致城市的片面发展。随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和“管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把“不可缺少的手段”与“不能抛弃的目的”有机结合起来，结合我国城市信息化水平不均等、城市管理和应急处置任务繁巨的现实，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智慧城市在总体上应确立以智慧科技为重要基础，以智慧管理为主体形态，以智慧文化为理想目标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思路，为早日建成“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中国现代化城市提供全面的信息化系统工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