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当代中国已由传统的“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城市同样迎来了自己的新常态。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减速，城市人口、土地及金融税收等政策红利逐渐减少，过去在快速发展中被掩盖的问题和矛盾正迅速浮出水面。不仅城市内部有很多的矛盾需要面对和协调，城市与城乡之间也有很多的“后遗症”需要梳理和治理。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与主体地位，为中国在世界城市化背景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也是在西方文明挟裹和刺激下的产物，一方面是很多内在条件和客观积累都不成熟、不充分，另一方面城市化快速推进也逼近了环境资源阈限和主体的精神承受能力，与西方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地理、经济与人口的自然演化进程并呈现出比较平稳、有序和温和的风格截然不同，我国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明显受到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干预甚至主导，以至于规模失控、布局混乱和功能失调成为其突出特征。毋庸讳言，这些人为和主观因素有些符合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但也有不少违背了城市发展“自然历史进程”，是揠苗助长、人工催化甚至是过度刺激的结果。

就此而言，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特别是提出“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对于纠正一个时期以来以“唯GDP化”“房地产化”和“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城市粗放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拨乱反正意义，为促进我国城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现代人的城市梦。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梦想、有意义”的城市生活。但以当下各城市普遍存在的房奴、车奴、卡奴等为代表，他们在城市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和痛苦；不是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处处受到钳制和约束；他们在城市中的一切奋斗不是实现自我，而是越来越磨损了最初的热情和理想。这说明过去我们建设城市的目的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扭曲和异化。而明确提出并“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基本原则，不仅针对当下城市发展日趋严重的“离心离德”现象，同时也是对城市本质和意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和发展。至于“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这个战略判断，则对解决长期存在、并不时回潮的“逆城市化”思潮及其实践活动具有针对性意义。(www.daowen.com)

由于农业人口数量大、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设施与管理落后等原因，目前我国每个城市几乎都存在着资源环境超负荷运转、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等“城市病”，并为各种“反对城市”和“向往乡村”等消极思潮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但实际上，无论人们情愿与否，城市化进程已构成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生活世界，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平台和主导机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真正明确了城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的主体地位，解决了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与路径规划长期存在的一些模糊和片面认识，对于促进和引领城市健康发展及形成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十分重要和及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其城市化道路在内涵上复杂性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中国城市建设的点、线、面在数量上过于庞大，主要涉及30多个城市群、20个左右的超大和特大城市、290个左右的地级建制城市、2 000个左右的县级建制城市和超过4万个左右的乡镇级建制单位，如此众多的城市单元很难机械照搬和套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和标准。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37年没开”，但全国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颁布、资源资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进，实际上一直高频率、快节奏、目不暇接地推进着。既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区域战略，有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等大政方针，也有不同规格城市的梯级落户政策和“三个1亿人”等具体目标任务，要把这些政策、战略、规划、目标协调起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出发，以“五大层面与领域”和“十五大因素与关系”为主体形态，首次为新型城镇化明确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架：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二是在“系统性”上“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三是在“发展持续性”上“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五是在“积极性”上“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框架下，实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实践中诸多理论研究、政策探索、技术方法和规划设计的系统集成，为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比较突出的理论研究不全面、政策政令不协调、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提供了一张总构架图，接下来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各项部署贯彻落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