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柯珀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很有见解的。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都比较简单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着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的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的感性欲望与需要的城市，已不可能仅仅依赖上帝设置的“自然律”自发地演化和发展，而主要依赖于当代人更高级、更复杂的有意识地规划、设计与建设。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由于整个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古代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城市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正可以归结为人类理性智慧和力量的解放与强势扩张。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作为其当代形态的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是人类有史以来范围最广阔——涉及全球，形态最复杂——包括了所有城市及广大农业地区，影响最深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态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农业人口众多、工业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需要悉心研究与正确认识这一当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唯此才能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实现科学发展。就此而言，西方城市社会学有关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无疑有许多值得中国城市借鉴和吸取的宝贵智慧与经验。由于城市化进程启动得早、发展得充分，西方城市社会学在知识谱系上也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差别较大，但从深层结构上讲，却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和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文化艺术论”。对它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

“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即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¹⁾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至今仍十分重要并被广泛使用，如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就据此而来。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最直观的表象与最重要的特征。对此正如西方学者兰帕德指出：“根据人口集中程度来定义的城市化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剧烈的城市化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城市社会，使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市中心或其周边地区。……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已成为大规模人口聚居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表现为将不断增长的人口组织起来，以控制、利用和享受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商品和服务。”⁽²⁾在当今世界，人口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如农村的空心化，又如居住密度增加、竞争加剧、就业困难、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区服务功能下降等。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对这个已使用多年的概念还可以做些补充：一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乡镇升格为城市、大城市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下，一个原本荒凉、漠漠无闻的农业地区，有时可以像影视明星一样被迅速地包装与制造出来，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村直接地、迅速地演化为大城市的“中心地”或国际化大都市。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即在时间上的“飞跃性”与在空间上的“测不准原理”。二是人口的都市化现象。这与都市化进程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直接相关。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有很大不同，其浅表特征是“量变”，如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大等；深层的“质变”则在于，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地集聚，其在人口迁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于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使这些大城市的‘首位率’迅速飙升，并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³⁾。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仍有数量巨大的农业人口需要完成自身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进程，所以“人口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社会学，其主流是人文生态学派，认为城市通过竞争与演替而自动达到社会平衡。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沃顿提出了“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骚乱。在他看来，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因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人口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如下：一是对政府公共政策与私人利益联姻的批判，认为国家管理的职能最终是为满足经济利益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秩序服务的；二是城市象征着由利润机制造成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是代表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集中的空间场所。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强调城市是一个自然竞争与适应的系统，那么新城市社会学则认为政治经济对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结构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⁴⁾由此可知，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从人文生态向政治经济结构，它超越了城市发展的自然有机进化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城市社会的现实维度上。进一步说，新城市社会学有两点最值得关注，首先是强调主体的作用，不再把城市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如帕尔的“城市管理者”（Urban Manager）理论就指出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①城市资源的分配并不是由生态过程或经济结构所决定，而是由拥有权力（掌握住宅市场和科层制运作机制）的科层制官僚所决定的。②城市是一个社会和空间体系，城市资源含有地理空间的成分，其分布无法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有，占有良好位置者拥有比他人更多或更大使用各项设施的优势。由于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城市中的社会冲突才不可避免。⁽⁵⁾与“人口论”相比，“政治经济论”揭示了人口表象背后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可以说具有“益人神智”的重要理论价值。其次是新城市社会学又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其旗手曼努尔•卡斯泰尔就采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城市社会，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而社会结构则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其中经济系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还认为，经济系统由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资本家三要素构成，其发展不是被思想而是被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系统决定着。⁽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在西方当代城市发展理论资源中，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此外，与西方社会发展与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不同，中国社会发展往往与政治体制及其规划有着复杂的关联。以城市规划为例，纽约市前规划局局长饶及人就谈道：“在中国做事情要有三个情，要热情，有激情和人情。这是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定律，朋友是财富。但是做房地产，中国外国不太一样，在美国做房地产就是地点、地点、地点。中国做房地产地点、政策，还有当地的官员关系一定要处理好。”⁽⁷⁾对于城市房地产如此，对于城市发展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一更清醒、更现实的城市发展理论需要格外关注的原因。

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把城市理解为“生物世界”，新城市社会学又有“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科学与实证，那么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则是对它们的重要超越。一方面，正如芒福德所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⁸⁾这是对人口论的重要超越。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的高度重视。芒福德反复强调说：“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⁹⁾“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¹⁰⁾原始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不仅是城市起源与发生的母体与第一推动力，同时在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城市本质的直观再现与最高代表。以芒福德心目中最理想的希腊城市为例：不是因为束缚于政治经济结构，而是一方面超越了经济条件的局限——“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无拘无束，不羁身于铺张的物质消费——像当今美国这样的铺张消费——却能从事交流谈话、发展性爱、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¹¹⁾另一方面又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的约束——“它挣脱了文明的许多其他标准的约束，挣脱了赚钱花钱的忙忙碌碌的俗套：既不放浪形骸狂饮取乐，也不着意追求舒适与奢华，装饰与摆设；过着一种运动员式的、确实是很节制的生活，在苍天之下进行着他们的每一种活动。美好的生活并不昂贵，而且这种生活中最美善的种种内容，尤其是这座城市都可尽情受用了”⁽¹²⁾，因而芒福德才高度评价说：“古希腊人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和人类潜在能力所做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几千年中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集中在希腊城邦里，尤其集中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雅典城。”⁽¹³⁾而后来城市发展之所以每况愈下，主要是丧失了古希腊城市“有效的政治自由和文化创造力”⁽¹⁴⁾，以及人在城市中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能力，“城市不再是演出重大戏剧的舞台，在这个戏剧中人人任角色，人人有台词；相反，城市变成了一个展示权力的豪华陈列场，各条街道只呈现出建筑物二维的立面，这恰可掩饰无所不至的统治与剥削制度。希腊化时代中所谓的城镇规划倒很类似于当今美国经济中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的名目下所讲的那些悦耳的谎言和不可告人的鬼把戏”⁽¹⁵⁾。由此可知，芒福德提出了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www.daowen.com)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发展的人本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今译为：“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¹⁶⁾同时，也与当今世界的“艺术之城”理论与实践高度吻合。“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与经济、审美与实用、自由需要与现实需要的矛盾，是传统社会与个体只能片面地生存与发展的根源。但这个矛盾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与当代艺术产业与市场的充分发育，正在获得解决并走向良性循环的新境界。具体说来，是艺术生产力提供的新生产要素与资源给城市经济带来活力，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则为艺术再生产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这是当今许多城市改变观念、不惜血本进行“艺术之城”建设的根源。如法国的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奥赛博物馆及巴士底歌剧院等，先后得到几任总统的关怀与大力支持。又如亚历山大、佛罗伦萨、威尼斯、维也纳、爱丁堡、耶路撒冷、费城、悉尼、莫斯科等城市，艺术产业化及其“富可敌国”的经济效益，已构成其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数。更为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初衷，而一个真正理想的聚落空间，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同时更要使个体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以“文化艺术论”为理论基础的“艺术之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城市，使之超越了传统城市的商贸、防卫、聚敛财富等现实功能，为人类个体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真实的空间。⁽¹⁷⁾由此可知，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既是古希腊城市文明理想的复活，同时也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阐释城市的本质。如果说城市的实用功能属于“为了活着”，那么，要“活得更好”只能借助非功利的艺术与文化，以及各种健全的可以保护艺术与文化的政治制度与理念。城市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个根本目的，是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健康与繁荣发展的。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生活”。艺术文化在城市兴衰中的作用，正如柏拉图《法律篇》所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¹⁸⁾。在当今世界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引发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衰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使人们对城市产生厌恶、痛恨、诅咒乃至希望它解体的内在根源。所以说，不是人口，也不是经济，而是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艺术文化才真正决定着城市的兴衰，这充分显示出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及深远历史意义。

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一种观念的产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该观念也往往仅在这一经验领域中才具有合法性与自明性”⁽¹⁹⁾，所以完全可以说，上述三种理论与中国城市经验肯定不会完全是“对号入座”的。但另一方面，这也不意味着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西方逻辑”与作为特殊经验的中国城市历史无关。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完美地揭示现实的本质，因而对待一种理论的最好态度是“扬长避短”，并尽可能地从理论资源中获得解释现实经验的启示。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从西方城市社会学中获得足够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方法，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经验来检验、丰富和创新西方城市化理论。具体说来，如“人口论”对人口的重视之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语境。如“政治经济论”对政治权力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的揭示，既与中国古代城市一直受制于其时代的政治结构，也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相吻合，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中国城市化的曲折道路和特殊模式。而作为代表着未来和理想的“艺术文化论”，不仅对于我们总结新中国城市化的得失利弊，以及筹划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自觉与新的战略目标。由此可知，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理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却可以构成我们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