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对“农村”与“都市”有这样一段对比：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⁴⁾李大钊多次表达了他喜爱乡村、厌恶城市的情感，如所谓“都会为罪恶之渊薮”⁽⁵⁾等。抗日战争时期，广袤的农村是我党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战场，李大钊在见识了日本城市的先进制度之后，仍发出这样“重农轻城”的感慨，一方面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建造新国家，另一方面，也与旧中国当时城市建设的糟糕现状直接相关。

作为我党重要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设想过这样一个“大同”社会，即“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限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⁶⁾。他在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⁷⁾中，表达了对“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的向往，又通过在留学日本期间，目睹的近代日本城市化的进程，对日本城市的繁华与弊病发出了真切的观感与思考。以此为基础，他思考过近代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并提出了建设中国城市的一些理想目标。

首先，城市是具有合理分工的一个体系。李大钊指出：“我的理想的都市，文化区域、工业区域、政治区域、住宅区域应该分开。”⁽⁸⁾在他的视野中，城市是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因而，各功能区应合理划分，科学布局，其中特别提到“妨害卫生及清静的工厂，不许设在住宅区域附近”，⁽⁹⁾这种将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的主张，与城市功能规划是一致的。

其次，城市建设首先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李大钊首要关注的内容。第一，交通是城市的动脉。针对当时北京道路狭窄、人车混杂的状况，李大钊提出了建造电车轨道、修造市营电车的计划，并设想电车、汽车、马车、骡车、自行车等同时运行，以便使交通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¹⁰⁾第二，改善公共卫生设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李大钊通过对上海童工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¹¹⁾他对城市中的空气污秽、环境污染等深感忧虑，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为此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如取缔街口巷里的屎尿，改造臭气熏天的厕所，添设用于清洁厕所的设备和改造下水沟等。此外，为改善个人卫生和方便市民就医，李大钊还提出了“设立价廉而且清洁的平民浴所”，以及多设公立医院等主张。第三，城市景观是城市的重要标志。李大钊非常有远见地提出，多栽种街道两旁的树木，这对于绿化城市、净化空气、增添城市景观方面有很大帮助。他还主张要对街道进行洒水，因为北京风沙比较大，这样做有利于防止尘土飞扬，使城市的卫生条件改善，还具体提出“洒街多用水车”的建议。⁽¹²⁾

再次，城市文化是提升市民素质的重要手段。在李大钊的构想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是具备了相当高的素质、诚信方面不缺失的互敬互信的群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造。第一，在市民日常商业往来中，针对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租房时要提前预付三个月的租金，买东西要提前支付押金等，提出了取缔的意见，认为应该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第二，李大钊认为休闲娱乐是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有益身心的娱乐是调剂倦苦、消除疲劳的重要方法，他把游玩的机关、设备分为两类：一为商业的设备，如剧院等；一为社会的设备，如公园、运动场、学校、俱乐部等。这在某种意义上已涉及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其中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公园一律公开，不许索费”“每个公园里，均设一极大的运动场”，以及“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¹³⁾等，可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与思想资源价值。第三，李大钊认为文化设施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建设应满足和培育市民文化的需要。由于时代的局限，李大钊并未能像芒福德那样从文化角度阐释城市的本质，但他强调，图书馆对于提高市民的文化水平、满足市民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关于多办市立图书馆、对市民免费开放以及特别要增加一些通俗读物等，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高度切合的。

最后，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城市建设源于城市人口扩张的压力，人口的高密度集聚则需要有更复杂的管理机制，因而城市建设与管理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李大钊在重视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第一，强化对城市交通工具的管理。针对当时北京汽车司机不守交通规则、超速行驶、横冲直撞等问题，李大钊提出了整改的建议，要求对汽车实行限速，加重汽车使用税，加大管理力度，对车辆造册登记，对违规车辆实行举报，如借鉴日本管理经验，“随时把汽车所有者的人名、住址和他汽车上的号数编成表簿，听公民自由领取，以便路上看见某号汽车有不法违章的事情，就可以告发或用邮片直接诘责”⁽¹⁴⁾。第二，强化对城市生产性企业、商业、服务业的管理。为了保护城市贫民，李大钊主张对私立贫民工厂进行重点监督，以防资本家借慈善之名非法牟利。对于当时北京的电灯价格太贵而光线不足，李大钊呼吁市民“对于电灯公司，应有正当的要求”。商业往来是城市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租房须提前预付三个月租金、买东西须提前支付押金等，李大钊主张要坚决予以打破。在服务业方面，李大钊还提出，电话通信男接线员工作不勤敏、不亲切，应改用女工以提高服务质量。第三，关注城市的弱势群体。针对当时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艰辛、工作环境恶劣的实际情况，李大钊提出：由车主为车夫配备口罩、雨衣等防尘遮雨的器具；在北京城内多设供车夫休息的旅馆，避免他们露宿街头；增设车夫洗浴场所，让劳累一天的车夫能洗到热水澡。此外，针对贫民群体，李大钊主张：多设立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及禁止街头乞丐等；幼年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孤儿院，由校或院供给他们衣食，教养成人，然后自营生业；中年人送入贫民工厂作工，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这些主张既体现了李大钊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同情，也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¹⁵⁾

李大钊的这些构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关于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并没提出比较系统的城市建设理论，但在他许多著作中都论及城市，具体可概况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以革命者的立场对国内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及城市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了解当时一些大城市如上海等的下层社会生态和生活保留了一笔珍贵的材料。

一是划分大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提出贫民、娼妓、闲散人员是城市下层社会的主体。“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欺诈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¹⁶⁾“据警察厅最近的调查，北京人口，合共有男女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名。那纯粹没有职业的贫民，占十分之一。东洋车夫有四万多人。排字的工人，差不多有一万。公娼私娼，总也在一万人以外。北京城里九十几万人当中，要算这十几万人最苦恼了。”⁽¹⁷⁾

二是对中国城市贫民窟的悲惨生存状态表示同情和担忧。“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的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贺川先生所见的闸北和营盘口等处贫民窟贫苦工人底生活状况，上海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见。但是像各处马路旁边小铁匠店里底小徒弟，无冬无夏从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炉旁边打铁，这是容易见着的。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¹⁸⁾

三是热情鼓励和肯定在大城市建立保护城市女工权益的组织结构。“上海是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工人在数量上居全国第一位，此多数工人中，女工占一半以上，即近世产业为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全体至少也有十五万人。因为种种障碍，上海许多工厂的男工还没有组织，何况女工。现在居然有一个丝纱女工协会出现，这是上海工界一桩可贺的事。我们希望这个协会能有多数真正工人出来办事；我们更希望这个协会不单是发表一篇思想腐败、文字腐败的宣言，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要而奋斗！”⁽¹⁹⁾

四是指出中国大中小城市及市民生存状况堪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民，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²⁰⁾

其次，对上海、北京、南京为代表的国内大城市的社会问题与丑恶现象加以批评。

一是批评当时中国城市规划管理的愚昧可笑。“北京城里新华街修了一条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为北京的官场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坏了风水，这条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说可笑不可笑！”⁽²¹⁾(www.daowen.com)

二是与马克思批评农民是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因而缺乏政治理想的“一袋马铃薯”一样，陈独秀也批评当时上海工人的冷漠涣散和难以形成统一团结的行会组织。“上海工人比广东多，为什么上海底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呢？这因为广东工人对于工会都很热心；上海工人对于工会都很冷淡。”⁽²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把城市工人组织与城市社会改造以及实现城市地方自治联系起来的思路。在他看来，城市自治需要建立“最小范围的组织”，“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²³⁾。

三是对城市人口素质问题表示忧虑。“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²⁴⁾

四是批评都市拜金主义风靡。“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²⁵⁾

五是指出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落后。“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²⁶⁾

再次，提出北京和上海不同城市功能类型的划分及由此造就的文化差异。

一是陈独秀把北京和上海分别看作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²⁷⁾

二是上海受到西方殖民思想影响，市民革命意识受商业思想影响甚深。“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及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²⁸⁾

三是上海具有西方国际大都市开放时尚特点。“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好像美国的纽约；上海的上下三等流氓工于捷足射利，也和纽约相象。新戏馆可射利，大舞台、新舞台、新新舞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等遂络绎出现。游戏场可射利，楼外楼、天外天、绣云天、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等遂络绎出现。电影可射利，神州影片公司、新大陆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国光影片公司、朗华影片公司、大明影片公司、友好影片公司、开心影片公司、新人影片公司、非非影片公司等遂络绎出现。”⁽²⁹⁾

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文化时尚和审美潮流的中心。张申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当时国内城市与文化中心的关系。

首先，北京和上海分别是国内本土和海派文化城市中心。“两个全国文化中心，一个本土的，一个海派的，北平与上海”⁽³⁰⁾。“北平是中国真正的奇怪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文化最高的地方（敌人占领时期当然除外），这也是许多人所能公认。就凭这个地方的静谧宜人，古色古香，我就相信它，同时也希望它，依然有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资格。”⁽³¹⁾“但是，平津，特别北平，却是全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中心。不但在中国，就是全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否认这个。这儿有全中国最多也最有历史的大学。”⁽³²⁾

其次，城市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不必合一。“有人在这个时候主张全国的文化中心应该跟着全国的政治中心走，就令不说是一种谬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私见。事实上，不但过去的文化中心不必就是政治中心，就在今日也是不必的。今日，第一，文化的中心应该散布在各地，以至于在战区，在民间。第二，就是全国文化总中心不与政治中心合一也是可能的。不但事实上本无合一的必要，今日事实上反省不合一的必要。文化与政治当然最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却不必在地点上。”⁽³³⁾

再次，与农村相比，城市因为脱离大自然而屡受批评，这种“逆城市化”意识在张申府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他认为近代城市文化的弊病之一即在于与自然的隔离。“人宜常近土气。近代城市文化使人隔绝自然，使人远离土气。也是近代城市文化大病之一。”⁽³⁴⁾

由上可知，尽管不是很成系统也不是十分自觉，但由于城市作为文明中心在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地位，作为其发展核心问题的人口、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领导人或理论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并积淀为我党在关于城市化和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笔理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