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咒骂，有过悲伤，

有过赞美，有过荣光。

大海——变幻的生活，

生活——汹涌的海洋。

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此前，朦胧诗人舒婷发表了她的《致大海》，直觉感受到未来生活将发生巨变。但可以断言，她当时绝对想不到，在此起彼伏的“咒骂”“悲伤”和“赞美”“荣光”中，“乡土中国”已变为“城市中国”。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从诗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时隔37年后召开的第四次同时也是“升格”了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第一句诗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www.daowen.com)

中国1949年后的城市化，主要经历了前30多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后30多年的“经济型城市化”。两者均有成败和得失。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成”，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最大的“败”是“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了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窘迫与贫困。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顺利抵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最大的“失”是现代工业和技术恶性损耗和污染了大自然，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它们造成的共同问题是“不协调”和“不均衡”，既制约了城市创新和绿色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的开放和共享发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一方面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矛盾，强调了顺应城市发展“自然历史进程”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明确了“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直接回应了在当下不时回潮的“以小城镇为中心”“逆城市化”及“丑化城市美化乡村”等错误认识和倒退思潮，揭示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必定是以城市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句诗是“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国”已蔚然可观。目前主要包括七大单元：一是城市群，大约有30个，其中包括8个国家级城市群；二是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如重庆、成都、上海、北京等；三是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如天津、沈阳、南京、合肥、汕头、西安等；四是近300个地级建制城市；五是近2万个县级建制城市；六是4万多个乡镇级建制单位；七是约59万个设村委会的农村。同时，尽管这37年没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但以2013年中央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等为代表，各种贴着中央、国务院等“红头”的会议和文件表明全国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颁布、资源资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进，实际上一直高频率、快节奏、目不暇接地推进着。如全局性和综合性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区域战略，也包括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等。而此时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既是着眼于对中国城乡发展大局的总体重构，也是对国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战略、规划的集大成。这集中体现在会议从“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出发，以“五大层面与领域”和“十五大因素与关系”为主体形态，首次为新型城镇化描绘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架：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二是在“系统性”上“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三是在“发展持续性”上“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五是在“积极性”上“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而按照“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这可以说是为应对目前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和“城乡不协调”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

第三句诗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和古人在相对封闭有限的空间中布局城市规划有本质不同，由于我们在生产生活中获得的感觉、经验、数据、材料和案例只是“一大堆”素材，用什么方法去观察，用什么理论去分析，用什么标准去评价，往往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建设及相关领域，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方法和标准，对此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称为“毁誉参半”。其“功”在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和现代化，其“过”则在于由此形成了对西方的理论依赖、方法依赖和价值依赖。如城乡规划中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和“去中国化”，就和西方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外脑”密切相关。西方城市理论与方法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中国“了解窄”，二是“了解浅”。具体说来，一是它们一般比较了解“北上广”，且主要是通过文献和媒体，但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了解非常有限。二是比较了解中国现代100年，而对几千年来形成的积淀深厚、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所知不多。这是很多西方理论在西方讲得通、行得通，但在中国实践中往往变形、变质、适得其反的根源。比如交通治理、垃圾分类等，在西方城市很成功的经验、技术和机制，被引进来以后，不是无法落地，就是很快“故态复萌”。根本原因在于，一个1亿人口的国家的城市问题和需求，与一个10亿人的国家同样的问题和需求，在形态和机制上的复杂性以及在应对处理时需要组织、动用、管理的资源与人力，是绝对不可以按照1∶10这种简单类比思维来设计和配置的。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通过理论创新摆脱对西方“纸上”理论与方法的崇拜和依赖，同时通过深入火热而阵痛中的中国现实里寻找到中国城市化的真理和规律，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