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提出了另外几种有助于解释单个企业和行业罢工活动的模型。这些模型是从上述模型的工会领袖与工会会员二分法中脱胎而来的。他们否认上述模型中工会会员只是罢工决定过程被动的参加者的假定，反之，假定工会试图实现某一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第一种模型叫做非对称信息模型。它假定，至少谈判的一方没有关于对方抵制或让步曲线位置和形状的完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谈判过程本身可以使双方更加准确地掌握对方曲线的信息，并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但是，最初的不确定性的水平越高，谈判过程就越长。由于增加了双方延长谈判的成本，罢工促使双方都尽快地表明自己的真实位置，因而会使问题尽快解决。

模型的一个含义是：对雇主承担工资增长的能力和意愿不确定性的增加将提高罢工发生的概率，延长罢工时间。其他条件相同，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获利可能性的变化越大，这种不确定性越大，因而罢工的可能性越大、时间越长。经验事实表明，在获利可能性变化较大的企业中，罢工发生率确实较高、时间更长。

第二种模型集中研究双方的潜在罢工总成本。其他条件相同，罢工代价越高，留给雇主和工会分割的“馅饼”越小。在罢工成本很高的情况下，这一模型预言双方会坚持签订谈判草案和规程以避免将来的罢工，也就是，他们将努力使谈判过程中减少将来罢工发生的机会。例如，在合同失效以前，双方就可能同意开始谈判，限定他们将要讨论的合同条款数量，或者在未能达成一致时将争端提交给有约束力的仲裁机构。(www.daowen.com)

罢工对双方的代价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一部分取决于能否在罢工以前建立替代罢工期间产出损失的产品存货，罢工对易腐坏产品生产者的代价特别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替代是不可能的；也取决于消费者愿意延期购买罢工企业产品的程度，如果有生产同种产品的国内或国外竞争者，或者产品容易被替代，或者消费者不能延期购买产品，罢工的代价将会特别高；还取决于在罢工期间工会或企业能够从第三方取得的补贴，如果有这样的补贴，罢工的代价将比较低。

经验事实也证实了这个“总成本”模型。一项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存货水平容易改变的情况下，罢工就可能发生。另一项研究集中考察美国宾夕法尼亚学校教师的罢工，在那里，这种罢工是合法的。在宾夕法尼亚，罢工期间教师将得不到工资，除非学校重新安排损失的教学时间。而在这种情况下，雇员罢工的损失极小。研究表明，学校越可能重新安排损失的教学时间，罢工的可能性越大。最后，在高度工会化的制造业部门内部，消费者可能延期购买的耐用品制造部门（如汽车），罢工发生率比消费者不能延期购买的非耐用品制造部门（如食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