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劳动者在进行流动决策时，遵循着预期净收益较高的原则从流出地移入流入地。劳动力流动实际上就是劳动者追求更好收益的比较利益过程。由于收入差别的存在，收入高的地区或单位产生一种“拉力”，收入低的地区或单位产生一种“推力”，二力相互作用，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岗位、地区间的水平流动。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劳动力流动行为决策主要表现为权衡流动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流动后的经济收益高于流动前的经济收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入大于原有劳动边际收入时，流动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另外，两地收入的差额必须大于由流动引起的费用支出。

劳动力在经济收益目标最大化前提下，劳动力流动的预期收益是影响流动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由眼前收入差距和未来预期最大化收入以及流入新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决定。

在讨论影响劳动者就业流动的决定因素时，除了进行货币方面的成本—收益比较外，还需考虑劳动者其他方面的需求。因为伴随着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社交、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将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正如舒尔茨所说，促使人们流动的真正动力，通常是经济上的净收入以及非金钱性满足的某种组合。

（一）劳动力流动的私人成本

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与非货币成本两部分。前者包括有关流动支出的直接费用，后者则包括与流动有关的机会成本和劳动者因改变生活工作环境而产生的“精神成本”。

1.货币成本

很难有具体数据对劳动者个人因流动发生的成本进行说明，但这些成本的发生是确凿无疑的。流动的货币成本包括因流动而增加的个人生活费用部分，包括从迁出原住地到在新住地找到工作期间所发生的食品、住房、交通费用等，这部分支出成本与流动劳动力实现流入地就业的转换时期长短有关，而转换时期则会因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难满足工作要求，以及潜在雇主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而拉长。此外，劳动力流动的距离也直接影响流动成本。在“美国的劳动者收入与劳动人口迁移”一文中，作者对1949—195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在（目的地）劳动者收入增加与目的地距离增加之间没有偏好。相对而言，货币成本并不构成迁移成本的重要部分。芒德·拉克（Mund Larke）把流动成本解释为不仅是交通费用，而且包括由于政府的行政控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寻找工作的成本也构成重要的相关货币成本，这一成本的高低与当地失业水平密切相关。

2.非货币成本

有关流动的非货币成本观念可能比货币成本部分还要重要。最先应当考虑的非货币成本是流动的机会成本——由于旅行、寻找和适应一项新工作所损失的收入（即劳动力因流动而损失的劳动收入）。损失的劳动收入的多少与流动者的工作经验、年龄等有关。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由于迁移的过程往往意味着改变工作和职业，从头做起意味着他所损失的以往工作经验比较少或完全没有，而较好的教育经历则使其较容易被视同于学校毕业的当地出生的学生。而对于中年或更大年纪的劳动者而言，伴随着迁移的工作转换过程意味着其从前工作经验的价值丧失了，因此，其收入必然大大低于与其基本情况相近的当地劳动者。可以说，机会成本随着迁移者的年龄增长而迅速增加。

部分机会成本可能是迁移距离的函数。机会成本的存在可以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备来加以解释。托达罗（M.P.Todaro）的研究强调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即人们由于害怕在新的城市里找不到工作而可能选择不去闯荡。严格地讲，不确定性对迁移的影响是通过提高风险从而降低预期的流动收益而起作用的，由此它应是流动收益的一项扣除。此外，寻找新工作所需的时间受到当期失业率的影响。在计算流动的机会成本时，对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

另一类非货币成本是流动本身带来的“精神成本”。人们通常不情愿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家庭和朋友，这就是流动活动涉及的“精神成本”。精神成本很难量化，即使能够量化，精神成本与前述的成本在性质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述的货币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是由于流动的发生而产生的实际资源成本，精神成本则不然。劳动力流动的精神成本不涉及经济的实际资源消耗。但精神成本的客观存在，会间接影响资源配置。当精神成本为零时，人们进行流动的阻力大大缩小，更多的流动活动将会发生。此外，精神成本的存在还能解释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存在超过全部流动成本的地区间劳动收入差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超过全部流动成本的收入差异的存在并不反映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必须考虑到劳动者的意愿，并将在流动行为中体现出这种意愿在劳动者之间的不同分布。如在地理和文化与外界隔绝的农村，精神成本构成了流动的主要非货币性成本障碍，这是因为农村地区人口的职业、价值观、语言、信念、见解、宗教、风俗、行动等相似性很强，世代相传的住宅、民族、血统也多是同质性的，而流动将打破这种旧有的精神联系和寄托，除非特别贫困或其他因素存在，农村劳动力不考虑移动。(www.daowen.com)

由于精神成本不直接导致资源消耗，则其是否被纳入流动成本中应视分析的问题而定：当分析流动过程中不同的流动距离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时，由于这一分析是针对全体已处于流动中的劳动者而言的，精神成本可以近似为零；相反，当研究在全体人口中流动成本对流动意愿的影响时，这一成本应包括在分析的范围内。

（二）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成本

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是个人基于“私人成本而不是因流动而带来的全部成本（包括有关公共服务及流动带来的外部性）而做出”决策的结果。影响个人流动决策的因素并不总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这样，个人与社会对流动涉及的成本—收益的分析存在一定偏差，这种偏差可以用流动的外部性（税收和收益两方面）加以解释。首先，流动将影响与地区性公共服务相关的税收水平，即存在劳动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其人均承担的与此相关的税收将下降，而人口净迁出地区则人均税收将上升（当公共服务由固定规模的公共设施提供时）；其次，流动使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的公共服务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影响流动地原居民所接受的社会服务质量。事实上，考虑到人口流入往往发生在人口集中与拥挤的地区，迁移对利益的外部性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外部性的存在使作为个人行为决策结果的劳动力迁移水平可能偏离社会最优水平。只有在综合考虑了迁出地与迁入地居民受到的外部性影响之后，我们才能得出迁移的社会成本。

有关劳动力流动的外部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他人财产价值的影响。个人的迁移决策可能影响到他人的财产价值，主要体现为房产价格的变化上。迁移者出售其旧有房产并购买迁移目的地的房产，从而影响了两地房产市场的价格。有关的社会成本就产生在由于迁移而产生的真实资源的机会成本上。考虑到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房屋的社会价值是以房屋的市场价值计量的，这样房屋闲置或贬值都意味着房屋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其对社会贡献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迁移将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

2.对社会公共管理资本的影响。上述分析对社会公共财产，如学校、道路、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及其他项目也都适用。由于公共财产同样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部分增加的公共服务不能产生资源最佳配置的效果。因此，由于迁移而导致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服务追加投入，很显然，此时的社会总福利水平增加较少。

3.对社会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对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包括迁移者大量涌入大城市或人口集中地区，迁移将会带来较高的社会公共服务成本，而这些地区间社会公共管理成本的差异并未体现为更高的福利水平，相反，移民所面对的更高的城市公共开支是将资源运用于非生产性和非消费性的无益的社会管理上，只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对迁出地而言，迁移的主要成本在于，当地在向其年轻学生进行投资之后，其迁移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流出问题，特别是当迁出地正处于衰退之中，大量迁出年轻的、有生产力的劳动者将会使当地商务机构破产或迁出、土地荒废等。但这种问题对当地居民和组织的严重影响，只有在其迁移导致了社会总收入下降或杰出人物流出时才会出现。

劳动力流动是快速变化的经济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平衡机制，经济增长要求劳动者经常进行国内流动以适应就业机会和地区发展需要的不断变化。劳动力的流动，实质上是一个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下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和适当使用的问题。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工人收入增加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他将这种增加归因于人们“从每个职务收入较低的行业换到报酬较高的行业”。在库兹涅茨看来，劳动力的这种跨行业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占每个工人总收入提高的2/5左右。这部分因流动和行业转换而增加的收入，应被视为向技能和知识投资及向就业机会信息和迁移投资的收益。以往的研究发现，迁移需要花费货币成本、信息成本和迁移的时间及其他资源。这些支出构成了对迁移的投资，这种投资以比在其他地方能得到更多收入的形式产生投资收益。从劳动迁移增加劳动者未来收益的角度上说，劳动力流动是具有长期经济影响的人力资本投资。